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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十八岁从此入戴耳机的意思_“民间经典化”与“学院经典化”

| 来源:新华网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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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能否被经典化?如果不能,道理何在?假如可以,它又是如何被经典化的?

在我的观察中,“网络文学经典化”这一问题最早是由北京大学邵燕君教授及其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提出的。早在十年前,邵燕君就发表了《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此文后来又成了《网络文学经典解读》一书的导言。在她的表述里,网络文学的经典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具体而言,其经典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传统纸质文学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等共性上,而且还有其专属的网络性和类型性等个性作支撑。例如,“核心快感机制(爽点)”一般不会成为传统文学的经典性要素,但若是打量网络文学,这种要素必须考虑进来。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后西游故事”“奇幻”“修仙”等12种网文类型以及由此选出的12部网文,便成了网络文学经典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几年之后,黎杨全教授在《网络文学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是一种虚拟的社区性文学,却很难称其为封闭的文本,因为除了那个主文本之外,还包括在社区中的互动、讨论等。他拿来“网络文学就是唱卡拉OK”这一比喻,并引批评家吴过的说法道:“一大帮热爱文学的网虫聚集到因特网这块崭新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地唱卡拉OK,在BBS上发帖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唱得好,有人吆喝几嗓子,拍几下巴掌;唱得不好,有人拍砖。”如此一来,“网络文学经典化”在他那里就成了印刷文化思维之下的产物,“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实际上是试图在传统的印刷文学序列中获得一个名分”。

对于黎杨全的观点,青年学者王玉玊撰文商榷:“从古至今,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即时的、流动的文学事件,也是持存的、固态的文学文本,网络文学亦然。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并不因其流动性而成为一个伪命题。”不久前,黎杨全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社区性而非经典性——再论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中进一步强调:“从社区性而不是经典性出发理解网络文学,意味着文学观念的转变。经典强调的是意义,是符号的阐释,而社区性、交互性突出的是文学的游戏性。”

这样的争鸣和讨论自然是富有意义的,也能给人带来许多启发。但恕我直言,当黎杨全强调文学经典化更多与印刷文化、纸质文本关系密切时,他或许已剑走偏锋,让讨论跑偏了。因为网络文学固然与其媒介属性有关,但它首先依然是文学。既然是文学,如果我们不在“文学性”上做文章,却只在“媒介性”上找答案,那就远离了谈论文学经典化的根本。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中曾谈及文学经典建构的六要素,其中前两种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被看作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而实际上,只要我们涉及文学经典化问题,无论是传统的印刷文学还是网络文学,这样的内部要素都是必须予以考虑的。黎文的观点是,由于网络文学与印刷文学不同,所以考虑其社区性而不考虑其经典性,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当我们谈论某部网文时,我们只会在意《悟空传》或《盗墓笔记》这一主文本,那些次生文本(互动、讨论)尽管也参与了网文的生产,但随着网文的竣工,它们也就完成了使命,并淡出人们视野。最终,我们在意的依然是主文本的文学性或艺术价值。既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东西,同时,某网文以后要想流传下去,也依然只能靠这些东西行走江湖,那么,谈论网络文学的经典性就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举。

至于如何鉴定网络文学的文学性(艺术价值),却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也就是说,在此层面上,我们必须承认网络文学与传统的印刷文学存在差别。既然有差别,其评判尺度也就有所不同。比如,在面对传统文学时,语言的好坏肯定是我们谈论文学性多少有无的重要维度(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道理或许就在这里)。但是谈及网络文学,语言很可能已退居文学性的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则是爽点或其他东西。

如果“网络文学经典化”不是伪问题,而是真问题,那么,接下来便需要回答网络文学是如何经典化的。

在我看来,无论是以印刷文本出现的纯文学、通俗文学,还是以互联网为存在空间的网络文学,它们在诞生之初便开始走向经典化之途。当然,它们最终能否修成正果,主要还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成为经典的潜质。二十多年前,赵毅衡先生曾有《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一文面世。此文区分了“专选经典”和“群选经典”,认为它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前者面对纯文学或精英文学,此类经典的遴选与更新往往是专家学者的内部之事。这就是说,“批评性经典重估,实是比较、比较、再比较,是在符号纵聚合轴上的批评性操作”。而后者遴选经典,则是通过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媒体介绍、聚积人气等进行的,“因此,群选的经典更新,实是连接、连接、再连接。主要是在横组合轴上的粘连操作”。我曾撰文把他的“群选经典”改造成“民选经典”后指出,《平凡的世界》便是“民选经典”的产物。它虽然也有茅盾文学奖加持,却因不受当时专家学者重视而被排斥在“学院经典化”之外。而它能流布至今,则是“民间经典化”的功劳。这就是说,它能被无数读者追捧,只能意味着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坚实的“民选经典”之路。

像《平凡的世界》一样,网络文学无疑首先也是“民间经典化”的产物。在这一问题上,邵燕君的判断尤其到位:“任何时代的大众经典都是时代共推的结果,网络经典更是广大粉丝真金白银地追捧出来的,日夜相随地陪伴出来的,群策群力地‘集体创作’出来的。”这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因其与生俱来的民间性,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也并不以专家学者的喜好为写作动力。唯其如此,读者也就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同时还成了判定其作品优劣好坏的“基层法官”。也许只有在网文界,我们才能想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谚语是多么一针见血,体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多么要言不烦。

现在的问题是,当网络文学在“民间经典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时,学院派人士,亦即那些网络文学研究者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关于这一问题,我觉得王玉玊已谈得比较清楚。在她看来,尽管“在文学研究者入场之前,网络文学已经建立起自身的评论话语、评价标准与‘地方性’经典化流程”,但研究者的介入依然是必要的,因为“相比于粉丝,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有着更宏观的文学史视野,对于媒介变革与社群文化特性也有着更充分的自觉,应成为将社群文化与整体文学史相勾连、将网络文学经典纳入整体文学经典谱系过程中的积极力量”。不过,或许是囿于她本人的网文研究者身份,说得过于明确反而会有自吹自擂之嫌,所以她的表述留下了一些空白。这样,我也就有了“填空”的可能。

在我的思考中,“民间经典化”虽然生机勃勃,但它常常也是既自发又无序的。文学研究者的任务便是如何把这自发变为自觉,把这无序变为有序。在传统文学的经典建构中,经典“发现人”往往由学院派人士充当,但网络文学其实已无须“发现”,因为在学院派人士入场之前,它们已被无数网友点击阅读,投票推选,从而走完了“发现”的程序。而这时候,研究者所需要的便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对已经“发现”的作品进一步“确认”,并把它们纳入“学院经典化”的轨道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搞网络文学年度排行榜,编选《中国年度网络文学》,还是出版《网络文学经典解读》之类的著作,其实都是“确认”之策,是“扶上马,送一程”之举。也就是说,虽然网络文学已被“民间经典化”过手,但它依然有可能不大牢靠,而需要专家学者为其加固。这样“学院经典化”仿佛就成了钢筋水泥。而“民间经典化”有“学院经典化”站台,也就不必心虚气短,而是可以“浑身是胆雄赳赳”了。

或曰:在传统文学中,经典的建构与确认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整体而言,网络文学诞生还不到三十年,如果我们现在急于宣布某些网文已是经典,会不会显得有些迫不及待?这一问题也很有意思,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十八岁,一个多么鲜活又充满矛盾的年纪。它像一颗含苞待放的花蕾,既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又藏着对未知的一丝忐忑;它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既有青春的活力与冲劲,又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港湾。而在這段从懵懂走向成熟的旅程中,一副小小的耳机,却悄然成為了我们最忠实的伙伴,解锁了“已满十八岁从此入戴耳机”的独特含义。

“已满十八岁从此入戴耳机”,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一个动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宣告。它意味着,我,十八岁的我,开始拥有更加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开始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来消化成长的烦恼,来沉淀青春的喜悦。耳机,就像一道隐形的屏障,将外界的喧嚣隔绝开来,让我得以在嘈杂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想象一下,放学回家的路上,戴上耳机,耳邊流淌起喜欢的旋律。可以是激昂的摇滚,点燃心中那份不羁的叛逆;可以是舒缓的民谣,抚慰刚刚经历过的考试压力;也可以是动感的电子乐,让脚步也跟着律动起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你专属的MV拍摄现场。那一刻,耳机里的音乐是你内心的独白,是你情绪的宣泄,是你对世界的无声回应。

你不再是被动的倾听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用音乐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情绪地图。

十八岁,意味着对“自我”的探索更加迫切。我们开始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该往哪里去?”这些宏大而又私密的问题。在与人交往中,我们可能会因為观点不同而产生摩擦,可能会因为不被理解而感到沮丧。这时,耳机便成了我们最好的倾听者和治愈师。戴上耳机,我们可以暂時逃离现实的复杂,将注意力转向内心。

在音乐的陪伴下,我们可以冷静地梳理自己的思绪,重新认识自己的情感。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难题,在音乐的洗礼下,或许会变得豁然开朗。

耳机里的音乐,更是十八岁友谊的见证。多少个午后,几个好友围坐在一起,一人一副耳機,分享同一首歌曲,那份默契与共鸣,是语言難以比拟的。当我们分享彼此的歌单,当我们在街头巷尾邊走边唱,当我们在KTV里嘶吼着青春的放纵,耳机连接的不仅仅是声音,更是心与心的距离。

它见证了我们一同走过的青涩岁月,记录了我们分享的欢笑与泪水。

更重要的是,耳机给予了我们“独处”的权利和勇气。在这个信息爆炸、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独处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十八岁的我们,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独处的時间来与自己对话。戴上耳机,我们可以安心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是阅读一本好书,写一篇日记,还是仅仅静静地发呆。

音乐成为了我们独处的背景音,它不會打扰,只会默默地陪伴,让這份独处不显得孤单,反而充满了力量。

“已满十八岁从此入戴耳机”,這还是一种对“个性”的张扬。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風格,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兴趣愛好。耳机,作为一种潮流单品,也成为了我们表达个性的重要载体。不同品牌、不同款式的耳机,代表着不同的品味和态度。有些人偏爱复古的风格,有些人追逐时尚的前沿;有些人追求极致的音质,有些人看重的是佩戴的舒适度。

选择一副耳机,就像选择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自我认同。

当我们戴上耳机,不仅仅是堵住了耳朵,更是打开了心扉。耳机里的世界,是我们创造的,是我们掌控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释放情感,可以勇敢地做真实的自己,可以尽情地与自己对话。这是一种成长的仪式,一种独立的宣言。十八岁,我们用耳机,為自己的青春,谱写一首专属的、动听的BGM。

从“已满十八岁从此入戴耳机”这句看似简单的表述中,我们窥见了十八岁少年少女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蜕变。这不仅仅是对外界的一种物理隔绝,更是对内在世界的一种主动构建与守护。耳機,作为连接外界与内心的桥梁,在十八岁的生命节点上,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

十八岁,是责任与自由并存的年纪。我们开始承担更多的学业压力,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规划,甚至开始对社会议题產生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观点、各种声音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戴上耳机,如同给自己戴上了一副“过滤镜”,能够主动选择接收哪些信息,屏蔽哪些干扰。

在海量的信息洪流中,耳机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轻易裹挟,而是有时间、有空间去独立思考,去辨别真伪,去形成自己的判断。

音乐,作为耳機最直接的内容,更是十八岁心智成熟的催化剂。音乐的丰富性,恰恰能够满足十八岁少年少女们复杂多变的情感需求。当遇到挫折,一首励志歌曲能给予力量;当感到迷茫,一首哲思歌曲能引发思考;当渴望表达,一首情歌能慰藉心灵;当需要释放,一首劲爆歌曲能宣泄情绪。

耳机,让这些情感的共鸣更加纯粹,更加深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反复聆听,细细品味,让音乐中的情感与力量,渗透进骨髓,成为滋养我们成長的养分。

“已满十八岁从此入戴耳机”,也象征着一种“主动选择”的能力。在更小的年纪,我们更多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安排,无论是学习的科目,还是日常的活动。而十八岁,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追求自己热愛的事物。选择戴耳机,就是选择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一种与世界保持适当距离的相处模式。

这种选择,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是定义“自我”的重要标志。

而且,耳机所承载的,也不仅仅是音乐。现在,播客、有声书、知识付费课程等音频内容日益丰富,耳机也成为了我们获取知识、拓展视野的重要工具。在通勤的路上,在课间的休息,在夜晚的静谧,我们都可以通过耳机,聆听名家讲座,学习新的技能,了解不同的文化。耳机,让碎片化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让学習不再局限于课堂,而是变成了一种随时随地的自我提升。

这对于渴望快速成長的十八岁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赋能。

耳機,也成为了社交的一种新形态。虽然它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但这种“独立”并非是“隔绝”。有时,在公共场合看到别人戴着同一款耳机,或者听着同一位歌手的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耳機社交”,虽然没有直接的語言交流,却传递着一种“我懂你”的信号。

分享耳機里的好歌,交流彼此的听歌体验,甚至约着一起去听演唱会,耳机,就这样悄悄地連接了更多有趣的灵魂。

更深层次来看,“已满十八岁从此入戴耳机”是一种对“内在生活”的重视。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外在的喧嚣与热闹,而是开始关注内心的聲音,开始享受与自己相处的时光。耳機,是這个过程中的得力助手。它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外界环境中,安抚焦躁的心灵,沉淀浮躁的情绪,發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这种内在的丰盈,比任何外在的评价都来得更重要,也更能支撑我们走过漫長的人生道路。

总而言之,十八岁,戴上耳机,意味着我们迈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我们学會了倾听内心的聲音,学会了与世界保持健康的距离,学會了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和表达。耳机里的音乐,耳机里的故事,耳机里的知识,共同构建了我们十八岁独有的精神世界,成为了我们成长路上最温暖、最坚实的陪伴。

它是一扇通往自由的窗,是一首关于成長的歌,更是十八岁,我们送给自己的一份珍贵礼物。

(作者:赵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余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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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宁、 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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