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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始终没有停滞过。其中1949年前，清理了3次；1949年至2010年，共开展了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鉴别、分类、挪移并抄制账卡。再历时5年，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物、账相符，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繁复的工作。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不良妈妈”的炼成：打破完美的育儿枷锁

“义姐”，这个带着点江湖氣的昵称，在她身上却别有一番韵味。她不是传统意义上那个永远温柔、永远耐心、永远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完美妈妈”。相反，她身上似乎自带一种“不良”气息——她会因为孩子的磨蹭而咆哮，会在疲惫时对孩子说“妈妈想一个人静一静”，甚至偶尔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失控而向孩子道歉。

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她独一无二的育儿哲学，也讓她赢得了孩子们（以及一些过来人的）的深深喜爱。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被各种育儿专家、育儿博主轰炸着，似乎只要不按照他们说的做，就是“输在起跑线”上。而“义姐”恰恰是这场“完美育儿”潮流中的一朵“奇葩”。她不迷信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论，不焦虑孩子是否拥有了最昂贵的玩具，最精致的早教。她更看重的是，在生活的烟火气里，如何与孩子建立最真实的連接。

比如，当他因为找不到心爱的玩具而哭闹時，“义姐”不会立刻冲过去帮他翻箱倒柜，而是會冷静地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它是在哪里？”然后鼓励他自己回忆，自己寻找。这个过程，也许充满挫折，甚至伴随着眼泪，但当他最终找到玩具时，那份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比拟的。

“我一直觉得，妈妈最大的职责，不是替孩子铺好所有路，而是教会他如何自己走路。”“义姐”的“不良”之处，恰恰体现在她对孩子“放手”的勇氣上。她不害怕孩子摔倒，因为她知道，每一次摔倒，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她不会去责怪那个让孩子摔倒的“元凶”（比如不平整的路面），而是會教孩子如何站起来，如何拍掉身上的灰尘，如何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

这种“放养”式的教育，在很多人看来是“不管”，但在“义姐”看来，却是“管”到了点子上——管的是孩子内心力量的培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义姐”对孩子是粗暴的。她的“不良”，更多是一种“真诚”。她不会在孩子面前伪装自己坚强的一面，也不会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当她感到疲惫時，她会坦诚地告诉孩子：“妈妈今天好累，需要休息一下，你能自己玩一会儿吗？”她也曾在情绪失控时，向孩子道歉：“对不起，妈妈刚才对你发脾气了，妈妈应该好好跟你沟通。

”这种真诚，反而拉近了她与孩子的距离，让他们懂得，即使是妈妈，也会有情绪，也会犯错误，但這并不妨碍我们去爱和被愛。

“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个和我孩子一起成长的普通妈妈。”“义姐”的这句自嘲，道出了许多妈妈的心声。我们总是在扮演着各种角色，努力成为孩子眼中完美的父母，却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有局限性的人。而“义姐”的“不良妈妈经”，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母爱，不是完美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陪伴。

她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别样的、却同样充满力量的母爱。

温柔的革命：在“不良”中找回母愛的本真

“义姐”的“不良妈妈”哲学，并非是对传统育儿方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在親子关系中，一场关于“爱”与“放手”的温柔革命。她所倡导的“不良”，并非真的不负责任，而是回归到母爱最本真的状态——一种基于尊重、理解和共同成长的关系。

“我们常常被灌输一种观念，认为妈妈就應该无私奉全，牺牲一切。但我想说，如果妈妈自己都失去自我，变得怨气冲天，那对孩子真的就是一种伤害。”“义姐”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妈妈在育儿过程中可能陷入的误区。她不鼓励妈妈们一味地牺牲，而是提倡在照顾孩子的也要关照好自己的情绪和需求。

她會定期和朋友聚会，會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会在孩子睡着后，偷偷追一部自己喜欢的剧。她认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快乐情绪的妈妈，才能给孩子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这种“不完全為孩子奉献”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自私”，但在“义姐”看来，却是“保持自我”的必要。她相信，孩子最终是要独立走向社会的，他们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如何与一个完整、独立、有自己思想的个体相处。当他们看到妈妈在照顾家庭的也能拥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时，他们也会潜移默化地学会平衡生活，学会尊重他人，学會爱自己。

“我不是鼓励孩子成為‘小皇帝’，而是希望他们能懂得，妈妈也有自己的世界。”“义姐”的“放手”，并非是撒手不管，而是有技巧、有邊界的放手。她会鼓励孩子自己尝试，但也会在孩子遇到真正困难时伸出援手。她會允许孩子犯错，但也会引导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她会用平等的心态与孩子沟通，而不是以家长的身份居高临下。

她曾分享过一个例子：她的女儿第一次尝试做蛋糕，结果面粉撒了一地，鸡蛋也打碎了。按照传统的育儿方式，她可能会责备女儿的笨手笨脚，然后自己重新开始。但“义姐”只是calmly地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清理，下次再尝试。”她和女儿一起，将厨房收拾干净，然后从头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女儿学会了如何处理突发状况，也體会到了“失败并不可怕”的道理。

“‘不良妈妈’的‘不良’，在于不被条条框框束缚，在于敢于打破常规，在于用最真诚的心去爱。”“义姐”的育儿方式，就像一场温柔的革命，她挑战着人们心中对“完美妈妈”的刻板印象，也重新定义着母爱的内涵。她让我们看到，母愛并非一定是牺牲和委屈，也可以是尊重、是陪伴、是共同成长。

她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并没有变得“叛逆”或“娇纵”，反而更加独立、自信，也更懂得感恩。他们知道，妈妈爱他们，但妈妈也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妈妈会支持他们，但他们也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种基于信任和尊重的亲子关系，比任何严苛的管教都来得更加牢固和持久。

她让我们明白，育儿的最终目的，不是塑造一个完美的孩子，而是陪伴一个完整的人，走向他的人生。

在这次整理中，从次品及“废料”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过去被认为伪作，经鉴定，实为赵佶真迹；商代三羊尊，重百余斤，一直被认为是伪品，不被重视，存放在缎库，1957年整理时发现，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认为是一等精品；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官窑、龙泉窑的珍品，如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

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溥仪出宫前，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屋角、椅垫或枕头里；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被认为是次品、赝品，搁在次品堆中，一直湮没无闻；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长期未能区分，等等。

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

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从1991年起，10年中，60％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核查文物数据，登录文物信息，为进一步摸清家底，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

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鉴别、分类、建库，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存贮分散，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清理从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开始，包括点核、整理、鉴定、评级等一系列工作。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

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资料”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即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藏品的称呼，有10万多件，门类繁杂。列为“资料”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伤残，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其作品水准不高，而全部列为资料。再如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达83件，也曾作为“资料”管理。这次清理中，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鉴别，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

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需要降级；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级。

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档案一一对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为1807558件（套），珍贵文物达到93.2%，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98%。其中，古籍文献60万件，瓷器36.6万件，织绣18万件，铜器16万件，书法7.5万件，绘画5.3万件等。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陆续编印了《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满足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求，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

（作者：单霁翔，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图片来源：华声在线记者 黄智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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