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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始终没有停滞过。其中1949年前，清理了3次；1949年至2010年，共开展了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鉴别、分类、挪移并抄制账卡。再历时5年，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物、账相符，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繁复的工作。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人一禽一性一交乱一区”的思想或许早已根植于我们心中，甚至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世界、对自我以及对他者的理解。这一说法看似简单，却充满了深意，揭示了人类和动物、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跨越了单纯的生物学差异，深入到了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层面。

所谓“人一禽一性”，让我们回到原始的本能世界，去感受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和动物同样拥有本能，正如人类在面对威胁时的恐惧反应，或者在找到食物时的愉悦感，动物与人类的情感反应和欲望是如此相似。试想，在原始的环境中，生存本能决定了人类如何应对环境挑戰。无论是捕猎、躲避天敌，还是寻找配偶，这些行为从未远离我们。我们与动物一样，都受到生物学规律的支配，无法完全脱离这些原始本能的驱动。

文明的進步让我们渐渐脱离了这些本能的束缚，追求理性、道德和规范。但即便如此，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未被完全驯化的“禽性”。這种禽性表现在人的某些行为模式上，如冲动、占有欲、竞争心等。在高度發达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通过法律和道德框架来抑制这些本能，但这些本能却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被文明的面纱所掩盖。

而“人一交乱一区”這一说法，则進一步揭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不断的交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从最早的部落聚居，到现代的全球化网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从未停止过。在这些交往中，不仅有理性的合作，也有情感的碰撞，更有许多基于本能的潜在需求。例如，亲密关系中的占有欲、竞争中的优越感，这些交往中的潜在动机，常常在不自觉中影响我们的决策与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行为往往处于“乱一区”，即我们既想遵循社会规范，展示自我的高尚与理智，又无法摆脱内心深处本能的驱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充满了復杂的情感拉锯，不仅仅是理智的平衡，更是动物性本能与社會角色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这种复杂的交往模式，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一禽一性一交乱一区”的深刻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或哲学的命题，它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经历的真实情境。当我们面对压力、诱惑、挑战時，我们不仅是理性思考的个体，更是充满欲望与冲动的生物。這些本能与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挑战，也让我们不断探索、调整、进化。

继续探讨“人一禽一性一交乱一区”這一主题，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现代社會的竞争性和多元化，讓我们的交往方式更加混乱和多变，而这种混乱往往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始欲望与外界规范之间的博弈。

在职场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往往充满了本能驱动。在团队合作时，表面上我们可能追求协作与共同進步，但在潜意识里，我们的求胜欲、权力欲以及对个人成就的渴望，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或者同事之间的互动，常常不仅仅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更多的是本能欲望的映射。在這些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我们的行为常常受限于内心的“禽性”，這让我们的行为难以纯粹理性。

而在親密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是充满了微妙的情感纠葛。我们在寻找爱情、维护亲密关系时，往往不仅仅是理性和道德的指引。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往往会带来占有欲和情感依附，这些本能需求往往会与个人的自由、独立性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我们既感受到情感的温暖，又承受着冲突和压力。而这些情感纠葛，本质上是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未曾完全摆脱的动物本能。

与自然界的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让我们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远，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内心深处对自然界的依赖与呼唤。许多人通过旅游、登山、露营等方式，试图重新连接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追求，不仅仅是对美好景色的向往，更是对大自然本能的渴望。人类在追逐科技和文明的始终无法彻底摆脱内心对自然的依赖与呼唤。

在这个充满了“交乱”的世界中，我们又如何應对这些挑战？如何在复杂的人性与动物性之间找到平衡？这无疑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现代社會，我们通过教育、文化、科技等手段来塑造理性与道德，但这些外在的约束和规范并不能完全消除我们的原始欲望和冲动。唯有在不断的自我审视和反思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一禽一性一交乱一区”的深刻意义，寻找到真正的内心平衡。

正如哲学家所言，人的本能和文明之间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场“交乱”的状态中，既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动物本能的承载者。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课题。

在这次整理中，从次品及“废料”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过去被认为伪作，经鉴定，实为赵佶真迹；商代三羊尊，重百余斤，一直被认为是伪品，不被重视，存放在缎库，1957年整理时发现，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认为是一等精品；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官窑、龙泉窑的珍品，如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

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溥仪出宫前，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屋角、椅垫或枕头里；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被认为是次品、赝品，搁在次品堆中，一直湮没无闻；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长期未能区分，等等。

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

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从1991年起，10年中，60％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核查文物数据，登录文物信息，为进一步摸清家底，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

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鉴别、分类、建库，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存贮分散，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清理从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开始，包括点核、整理、鉴定、评级等一系列工作。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

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资料”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即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藏品的称呼，有10万多件，门类繁杂。列为“资料”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伤残，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其作品水准不高，而全部列为资料。再如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达83件，也曾作为“资料”管理。这次清理中，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鉴别，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

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需要降级；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级。

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档案一一对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为1807558件（套），珍贵文物达到93.2%，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98%。其中，古籍文献60万件，瓷器36.6万件，织绣18万件，铜器16万件，书法7.5万件，绘画5.3万件等。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陆续编印了《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满足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求，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

（作者：单霁翔，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图片来源：顶端新闻记者 王石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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