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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数字的低语：符号的诞生与演变

在浩瀚的网络海洋中，总有一些词語或符号，如同神秘的暗語，在特定的社群中流传，引发人们的好奇与猜测。“日本无人區码一码二码三码”，便是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组合。它并非一个通用的、被广泛理解的术语，更像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黑话”，承载着某种隐秘的意义。

要理解这个词组，我们必须首先将其置于符号学的视角下进行审视。

符号的意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由人类赋予的。这个词组的出现，很可能源于一种对“未知”、“禁忌”或“边缘”事物的探索欲。日本，作为一个既现代化又充满传统神秘色彩的国家，常常成為人们想象的载体。而“无人区”這个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虚无感和隔离感，暗示着人迹罕至、信息稀疏的区域。

当它与“码一码二码三码”這样看似随机、实则暗示着某种排序、分类或解码过程的数字串联结时，便构成了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符号。

這种符号的诞生，往往与互联网亚文化和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密切相关。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渴望突破信息的同质化，寻找那些“不一样”的内容。而搜索引擎，作为信息的分发者，也会根据用户的搜索習惯和行为，推送相关内容，从而形成一种“回声室效应”。如果有人对“日本无人区”或某些特定类型的“码”产生了兴趣，那么搜索引擎的算法便可能将它们与“一码二码三码”这样的关联性词语一同呈现在用户面前，进一步固化了这个词组的存在。

这种关联性的形成，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背后存在着一个清晰、统一的指向。更多时候，它可能是多种零散信息的聚合體。比如，“无人区”可能指代日本的某些地理区域，如荒岛、废弃的矿区，甚至是网络上那些鲜有人问津的角落。而“码”则可能泛指各种形式的编码，从网络游戏中的道具代码，到某些加密信息，乃至更模糊的网络流行語或梗。

当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用户脑海中碰撞、组合，便可能催生出“日本无人区码一码二码三码”这样的表达。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个词组可能源于某种误读或集体无意识的创造。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经过多次转发和引用后，原有的意义可能會發生偏移甚至扭曲。人们在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基于字面意思或联想，将原本不相关的概念强行连接，从而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含义的符号。

这种现象在网络迷因（meme）的传播中尤为常见，一个看似无意义的组合，却能在特定的社群中引发共鸣，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我们也不能排除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某种商业或营销的尝试。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吸引眼球、制造话题是营销的常用手段。一些商家或内容创作者，可能会故意使用一些晦涩、新颖的词语来吸引用户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而引导他们进入特定的网站或消费场景。

這种“饥饿营销”或“话题营销”的策略，往往能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从更深层次来看，“日本无人区码一码二码三码”這个词组，也可能折射出人们在信息时代的一种心理焦虑。在信息爆炸的洪流中，我们既渴望获取更多信息，又常常感到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那些“无人区”和“码”，或许代表着一种逃离，一种对纯粹、未被污染的信息空间的向往。

对“码”的探索，也暗示着一种对秩序、规律的追求，即使是在看似混乱的网络世界里，人们也希望找到某种可以被理解、被掌控的逻辑。

因此，当我们面对“日本无人區码一码二码三码”時，不應将其简单地视为一个“梗”或一个“标题”，而應将其看作是现代信息社會中，符号生成、演变与传播的生动案例。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符号，其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在不同的接收者那里，都可能产生丰富而多样的解读。

理解这个词组，就是理解信息是如何被创造、被传播，以及最终如何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记的。这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数字低語与现实边界的探索之旅。

迷雾的消散：真相的探寻与邊界的界定

“日本无人區码一码二码三码”這个词组，如同一个待解的谜题，吸引着无数好奇的目光。当我们将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审视，便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网络热词，更是一个折射出信息时代种种现象的棱镜。探寻其背后的真相，并划定其存在的边界，是我们理解这个符号的关键。

需要明确的是，这个词组很可能并非指向一个具體、明确的存在。在信息传播的初期，它或许仅仅是一个在某个小众论坛、某个社交媒體群组中流传的“暗号”，用来指代一些特定的内容或概念。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它被放大、被复制，甚至被误读，从而逐渐演变成一个更加模糊、更具包容性的符号。

最有可能的解读方向之一，是与某些特定类型的“内容”相关。在日本，确实存在着一些被视为“邊缘”或“非主流”的文化内容，它们可能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邊缘，或者仅仅是市场饱和度高、竞争激烈而未能被大众市场接受的领域。例如，某些特定风格的动漫、游戏、音乐，抑或是小众的艺术创作，如果其传播渠道受限，或其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门槛”，便可能被一些人戏称为“无人区”内容。

而“码”在这里，可能指代获取這些内容的“方式”，例如特定的网站链接、下载地址、甚至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才能解锁的“密码”。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则与日本的社会现实和地理特征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拥有漫長的海岸线和多样的地形。除了繁华的都市，也存在着大量人烟稀少的地區，比如偏远的乡村、岛屿，甚至是一些废弃的城镇。这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為“无人区”。如果与“码”结合，则可能指向一些与这些地区相关的“信息”或“资源”。

例如，关于這些地区的旅游信息、歷史遗迹、民间传说，甚至是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景点。当然，这种解释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因为“码”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显得较为牵强。

更为现实和普遍的解读，是将其视为一种“互联网营销”或“内容吸引”的策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能引起用户好奇心的词汇，都可能被用来吸引流量。商家或内容生产者，可能會故意制造一些模棱两可、引人遐想的词组，来激發用户的搜索欲望。当用户搜索“日本无人区码一码二码三码”时，他们可能會被引导至特定的网站、电商平臺，或者是一些包含大量广告的内容页面。

这种情况下，“无人区”和“码”都成為了吸引用户点击的“诱饵”，其真实的含义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带来流量和潜在的商业价值。

我们还需要考虑“集體潜意识”的影响。人类对未知事物总是充满好奇，而“无人区”恰恰代表了这种未知。当我们看到这个词组时，我们的大脑会自动联想到一些与“未知”、“禁忌”、“秘密”相关的情境。而“码”，则暗示着一种破解、一种揭秘的可能。这种心理机制，使得这个词组即使本身没有明确的含义，也能够引发人们的兴趣。

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保持审慎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輕信网络上流传的各种“解释”，而应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判断。如果发现搜索引擎的推荐内容，或者某些网站的解释，都指向同一类内容，那么其真实性的可能性便会增加。反之，如果解释杂乱无章，或者充满了夸大和煽动性的语言，则需要提高警惕。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信息传播的边界。在这个词组的背后，可能存在着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的内容。对于那些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宣扬不良价值观的内容，我们应坚决抵制，并向上举报。对于那些仅仅是小众、非主流的内容，我们则可以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接纳。

“日本无人區码一码二码三码”的迷雾，最终会在理性的审视和信息的辨别中逐渐消散。它提醒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辨别真伪、理性思考的能力变得尤為重要。当我们面对那些令人费解的词汇时，不應止步于表面的好奇，而应深入探究其背后的逻辑、文化和社会根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向，避免被虚假的迷雾所迷惑。这个词组，与其说是一个答案，不如说是一个问题，一个引导我们去思考信息、符号和真相之间关系的起点。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记者 王石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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