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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康复师用红隼形状的手偶喂食雏鸟。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供图
　　图②：毛脚鵟。
　　施文俊摄
　　图③：白腹鹞。
　　许哲浩摄
　　图④：凤头蜂鹰。
　　林 毅摄
　　图⑤：志愿者们在百望山调查猛禽迁徙。
　　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供图
　　图⑥：短趾雕。
　　孟令旸摄
　　图⑦：金雕。
　　张 鹏摄
　　图⑧：康复师将康复的雕鸮放归野外。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供图

　　北京西北方向，百望山。10月16日一早，秋雨淅淅沥沥，山上起了风，几乎没有游人。主峰山顶的望京楼上，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调查员沙菲的对讲机里传来同伴何方方的声音：“刚跟雀鹰打架的那3只乌鸦又出现了。”

　　闲聊时，两人说起昨天公布的新发现都有些兴奋——1只草原鹞，这是监测项目在百望山记录的第38种猛禽。过去100多年间，草原鹞在北京出现的记录屈指可数。

　　猛禽是鹰、隼、鹞、雕、鸢、鸮等凶猛的掠食性鸟类的统称。它们拥有锐利的爪、钩形的喙、敏锐的视力和强劲的翅膀，是天空中的顶级猎手。

　　放眼世界，在超大城市中，北京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它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的候鸟迁飞通道上，这是世界范围内一条猛禽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万计的猛禽会在迁徙途中路过北京，在群山阻挡形成的上升气流中短暂休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执行主任邓文洪说，像北京这样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都市，“有猛禽迁飞的非常罕见”。

　　猛禽在自然界数量相对稀少，但在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所有猛禽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北京，每年的猛禽迁徙季节，都会有一群人用爱与时间守护着这群来自天空的使者。

　　

　　选择百望山，上万猛禽在这里经停

　　百望山是北京监测猛禽的最佳地点。作为太行山余脉，百望山是太行山延伸到华北平原最东端的山峰，素有“太行前哨第一峰”之名。其名字由来也与位置有关，明代《长安夜话》记载：“百望山南阻西湖，北通燕平。背而去者，百里犹见其峰，故曰‘百望’。”

　　邓文洪说，百望山是猛禽长途迁徙的重要停经点。他解释，北京和天津共处于海河平原，季风吹到这里时，会被位于北京西部和北部的太行山余脉挡住，气流自然而然地向上托，适合猛禽借助气流翱翔，非常节省体力。

　　当然，猛禽迁徙通道很宽，在北京，除了百望山之外，西山、十三陵等地也零星可见它们的身影。

　　数据显示，在百望山能够观测的猛禽种类，已经占到北京猛禽种类的70%多。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的候鸟迁飞栖息地中，百望山是猛禽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

　　秋天出现在这里的猛禽，大多是从西伯利亚、东北、内蒙古等地出发，到华南、西南、东南亚等地越冬的。到了春天，它们又会一路向北，到北方进行繁殖。

　　站在百望山望京楼前，沙菲指向眼前连绵的山脉：“猛禽喜欢沿着山迁徙，这里几乎每一座山峰，都是我们常去的观察点，比如西南处的望乡亭又叫秋点，南边的木平台，还有黑山头或者叫春点……”

　　山的另一侧，是伸向地平线的北京城区。在百望山可以俯瞰城区，而当猛禽迁飞时，也是在高空俯瞰着北京。在这座城市中，人与鸟类等野生动物，共享着生存的空间。

　　10月16日这天，因为下雨的缘故，整个上午，除了乌鸦、喜鹊等本地鸟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新发现。“这是常有的事，今天既有雨又有雾，对于猛禽来说，这两个因素都非常危险，会让它们决定暂时不飞。”沙菲告诉记者。

　　不过，两人依然决定在凄风冷雨中坚守。这一天，到下午雨停时，才等来30只普通鵟、2只红脚隼。收工结束时，已是下午3点多。

　　即便这一天收获寥寥，两人的对话里，也充斥着观察的快乐——

　　“我发现一群猛禽飞过去，会叫的也就一两只，可它一叫，整个队伍立刻改变方向，它们有自己能听懂的语言。”

　　“有分析说，猛禽比较在乎前后距离，左右可以靠得近点儿没关系，跟人开车一样。”

　　由于风雨交加，这一周迁徙猛禽数量明显下降，只记录到了1597只，其中包括19种，分别是普通鵟、雀鹰、苍鹰、日本松雀鹰、凤头蜂鹰、松雀鹰、黑鸢、黑翅鸢、白腹鹞、白尾鹞、红隼、红脚隼、灰背隼、燕隼、游隼、乌雕、金雕、蛇雕、白肩雕等。

　　不过，天气好的日子里，北京春秋两季猛禽迁徙经常出现非常壮观的景象。在调查员记录中，今年已经出现多个“千猛日”——单日猛禽超过1000只。其中，5月13日记录到的猛禽超过2500只。

　　对调查员们来说，“千猛日”堪称长期坚持之后的“福利”。在晴朗的天空中，猛禽绕转盘旋形成较大的“鹰柱”，并不断飞行到一定高度，然后它们会顺着气流列队滑翔，像一条河流在天空中缓缓流淌，这一景象被称为“鹰河”。

　　城市与猛禽，构成天地间一幅美好的画面。

　　走向专业化，以科学调查探索迁徙规律

　　“猛禽有很独特的魅力，我们最初观察它们，源自朴素的好奇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然之友野鸟会会长、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负责人张鹏说，在北京，最初是几个鸟友注意到百望山有大量猛禽迁徙，于是开始零零散散地观察。

　　在北京出现自发的“观猛”活动或许并非偶然。数据显示，中国共有猛禽99种，而北京记录到了52种，超过一半。

　　2012年，由资深鸟类爱好者宋晔和自然之友野鸟会共同发起，这个猛禽野外调查项目开始运行，张鹏就是从那时起加入的。他起初跟着宋晔学习，又在经年累月的观测中，不断积累着观察和研究的经验。

　　从2013年起，项目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开始做到每年春秋两季的调查时段全覆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秋季，调查从8月23日持续到11月3日；在春季，调查从3月23日持续到6月3日。

　　张鹏介绍，如今这一项目每年都有三四十名志愿者参加，每天安排三四名志愿者，按照每天8小时、每周7天的频率，近乎全时段对昼行性猛禽进行监测。

　　这项调查也从当初朴素的好奇，变成了严肃的科学调查。张鹏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在经年累月监测中，摸清猛禽的迁徙规律和种群数量变化情况，为科学地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这是一份很考验体力的工作。就在10月16日这天的阴雨中，志愿者何方方中午吃了个泡面，沙菲吃了一块巧克力。风餐露宿是每个调查员的常态。

　　这也是一件非常考验眼力的工作。由于猛禽飞得高，出现在天空中的往往只是个黑点，在高倍望远镜、长焦距相机中，也常常不那么清晰。

　　比如新发现的草原鹞。这只猛禽10月7日下午出现在百望山附近，但站在木平台的监测员很难看清它，甚至请一众鸟友共同观察都没有确定。恰逢此时，志愿者刘文利在下山回家路上，习惯性回头看时，发现一只鵟、一只鹞从望京楼向西南飞去，他随手拍了两张照片。

　　即便如此，刘文利也是10月15日整理照片时，才发现这只鹞可能是草原鹞。他发到项目群里，经过大家共同辨认才确认。此时，已过去一周多。

　　从2020年起，这一项目启动了对调查员的培训，到今年已经是第六期。培训非常严格，今年有75人报名，其中15人获得资格，张鹏估计，最终只有大约一半能通过考核。

　　每年的培训，学员都要用两三个月时间，把北京常见、可见的猛禽做相对系统的学习。而且，一旦通过考核，学员需要至少参与项目志愿工作不少于两年，每年按要求完成调查不少于10次。

　　“我们做的是严谨的科学调查，参与者既要有足够多的知识，也要有足够强的识别能力。所以，我们今年才能发现两种新的猛禽。”张鹏告诉记者。除了这次发现的草原鹞，今年5月15日，项目还记录到了开展以来的第37种猛禽——国内罕见的棕腹隼雕，这也是北京鸟类新记录。

在当今电影行业中，追求“大片”效果和高昂预算似乎已成为常态，但与此“G版同款電影”悄然崛起，成为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现象。“G版”这个词，或许听起来像是一场低调的异军突起，但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電影制作模式：用有限的预算，施展无限的创意，打造出与热门大片“同款”的趣味作品。

这类电影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不小的讨论热潮。

“G版同款电影”并非简单的盗版或抄袭，而是一种巧妙模仿和创新的结合。制作团队通过巧妙的取景、有限的特效和機智的剧情设计，成功复制出某些“爆款”的元素，让观众在观看時产生熟悉感。这种策略不仅降低了整体成本，还能满足部分观众对“看热闹”的需求，成为一种新兴的“性价比”观影选择。

为什么这些“G版”作品能快速走红？其实，关键在于它们善于利用“文化符号”和“流行元素”。比如，某些经典电影中的标志性角色、剧情梗概都能在“G版”影片中简略模仿甚至变化应用。这样一方面节省了大量制作成本，另一方面也為观众提供了“次元穿越”的趣味感。

就像用廉价的材料拼出一幅类似名画的“仿作”，虽然不是真品，但足够让人惊喜。

实际上，“G版同款电影”还带来了某些行业的反思：在娱乐至上的时代，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激发无限的创意？这也是许多電影制作人关注的焦点。有限的预算并不意味着作品质量的降低，反而激发了导演和编剧的无限想象力。由此产生的“低成本高趣味”模式，逐渐成為電影圈内的一股清流。

许多成功的“G版电影”，都具备奇特的叙事方式、创意十足的画面处理和贴近生活的剧情，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G版”作品在市场中的潜力也十分巨大。由于成本低、发布时间快，许多制作团队可以迅速捕捉到当前的热点话题或流行元素，进行快速模仿和再创造。这种“快餐式”的电影文化，迎合了现代人碎片化、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也成為了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模式。而且，伴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传播压力，这些影视作品往往能快速火爆，形成一股“平价娱乐”的潮流。

当然，也有人批评“G版同款电影”缺乏原创性和深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用最直观、最接地气的方式，满足了大众对娱乐的基本需求——简单、容易、趣味。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制造者加入到这个行列，用不同的创意和技术，開启属于自己特色的“G版电影”。它们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社会的某种“快节奏文化”与“低成本创新”的智慧碰撞。

正如一句流行的话，“模仿是最真诚的褒奖。”在電影的世界里，G版作品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使没有天价的特效和明星，也能用心讲故事，赢得观众的喜爱。也许，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是一向追求“奢华”的大片，还是那些用心用心用“廉价材料”拼出来的趣味电影？答案或许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都不一样。

“G版同款电影”不仅仅是低成本的影像模仿，它也代表了一种充满创造力和勇气的電影精神。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高昂的制作成本，一些小团队选择用“G版”的方式逆流而行，展现出令人佩服的韧性与创新。它们证明了，创意力远比金钱重要，内容的趣味性和埋藏的笑点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核心。

许多“G版”作品巧妙借鉴了经典元素，将“熟悉”变成“新奇”。例如，借用著名电影的场景或角色，再加入一些荒诞或搞笑的元素，令人会心一笑。这样的创意不仅降低了制作难度，还能在短時间内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细想起来，很多“G版”电影都带着一股“神奇的魔力”——那是利用有限的資源，用无限的想象力打造出的一部“奇迹”。

在内容层面，“G版”電影也越来越多元。有人用它作为试验场，把一些具有潜力的故事进行简化或重新包装，为后续的正式作品做“孵化”。“G版”影片还成为青年导演和影迷表达自我观点的舞台。很多人收集到一些经典梗或表演片段，将它们拼贴成新颖的视频作品，激发全民的“二创”热潮。

这种开放式的创作生态，为电影行业注入了“草根创新”的新气象。

市场上，“G版”电影的出现也引发了关于版权和抄袭的争议。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模仿可能侵犯原作，但另一方面，它也推动了版权意识的普及和法律的完善。毕竟，模仿不同于抄袭，只要用心在趣味和创新上做文章，便可能为整个行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不少成功的“G版”作品甚至都成为了网络爆款，带动了周边產业的发展，比如周邊衍生品、粉丝经济甚至二次创作。

从某个角度来看，“G版同款电影”像是一张“平民版的电影快递单”，用最低的成本送达了观众最期待的快乐。它们的存在也提醒我们，一部好电影的元素其实可以很简单：真诚的故事、贴近生活的情感、幽默的表达，以及善于借力打力的巧思。这些看似“廉价”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却能制造出令人會心微笑的“奇迹”。

未来，“G版”电影或许还会继续發展，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甚至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術，赋予“G版”更多的可能性。而那些有勇气走“低成本高趣味”路线的创作者们，也许会成为新一代的“电影大师”。他们用有限的資源谱写出无限精彩，也让我们深信：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心意和创意。

這样的電影，也许不会获得奥斯卡的奖项，但它们已在无数普通观众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那句老话：“好玩才是真的好。”在这个快节奏、追求新奇的时代，一部“G版同款电影”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欢笑，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创意无限的期待。它们的出现，无疑為电影世界添加了一股清新而坚韧的力量，让我们在低成本的道路上，共享一份别样的精彩。

　　这些记录，正在成为学界研究的资料。

　　作为猛禽专家，邓文洪对百望山也非常熟悉。从2014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连续在百望山进行了四年猛禽迁徙监测。这些年，他和学生们断断续续积累了不少数据。

　　从今年开始，邓文洪团队和自然之友野鸟会团队正式开展合作，将对多年来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

　　“对于有些猛禽，比如凤头蜂鹰、普通鵟等的迁徙规律，我们已经基本掌握，每年都差不多。但是，还有更多猛禽的情况我们需要探索。”邓文洪说，等双方数据结合起来后，或许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规律。

　　救好一多半，帮数千只猛禽重返天空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穿过一片“生物多样性示范区”，推开一扇简易的栅栏门，就到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从2001年成立至今，每到猛禽迁徙季节，这里就会更加忙碌起来。

　　在这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联合成立的专业猛禽救助机构里，常年都有猛禽“病号”。可以精确到2克的体重秤、呼吸麻醉剂、X光机、手术台、恒温箱……邓文洪介绍，这里有全国范围内先进的救助理念和技术，也是亚洲范围内最专业的猛禽救助机构之一。

　　“对于每只送来的猛禽，我们都会进行详细的入院检查，称体重、验血，如有必要会拍X光片等，为它们设立病历档案，根据它们的健康状况确定治疗和康复方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管郑智珊介绍，“我们秉持科学的救助方法、一流的动物福利标准救助猛禽。”

　　比如，鸟类的骨壁很薄、骨头中空，在野外一旦骨折，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天空，但在这里，康复师可以为有需要的猛禽打骨针，进行必要的骨折修复术，很多猛禽因此重获新生。

　　对猛禽的爱，尽在细节中。

　　“猛禽幼鸟对于喂食者会产生亲切感，但我们不希望它们认出我们的人类形象，产生错误的印痕行为，放归野外后见到人类不躲避了。”她拿起那只金雕头手偶说。

　　桌子上，摆了一排从大到小的模拟猛禽手偶。“后来又考虑到，中心接到最多的是红隼和小鸮的宝宝，于是，我们同事用镊子和软陶做了几种常见猛禽的喂食手偶，包括红隼、小鸮、红角鸮。”

　　兜来转去，四处都是这样的细节。比如，为了避免猛禽产生应激反应，把猛禽的“病房”门上都换成了半透光亚克力。而在猛禽的笼舍里，地面铺上石子、架设的高低栖木上裹着人造草皮，就为了帮它们避免脚垫病。

　　甚至，那些因为医治无效而死亡的猛禽，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价值。郑智珊给记者展示，这里做了专门的“羽毛银行”，存有30多种猛禽的1000多根羽毛。如果猛禽体况良好，但有少数飞羽受损时，可以找到羽毛进行接羽，帮助它们更早地返回天空。

　　郑智珊说，成立以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共救助了40种6300余只猛禽，放飞率高达55%，这意味着有一多半猛禽被成功救治并回归天空。

　　据了解，在北京除了这里，还有位于顺义潮白河畔的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救助机构，不断帮助着受伤的猛禽重获新生。

　　“我们放归的这3000多只猛禽，对于北京的生态来说非常重要。”邓文洪举例说，多年来鼠类、小型鸟类、野兔等种群在北京一直保持着稳定数量，与猛禽自上而下影响食物链的能力密不可分。它们通过控制相关生物的种群数和总量，帮助生态系统实现功能完整。

　　对天空中的猛禽，地面上有无数人付出着心血。

　　百望山这几年也不断建设着猛禽友好型林地。比如，增加山楂、山杏等浆果植物吸引小型鸟类，为雀鹰、松雀鹰提供猎物资源；再如，扩大湿地面积，增加小微湿地和蓄水池等，构建复合生态系统，为它们提供更丰富的栖息环境。

　　为了拉近猛禽和公众的距离，百望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还在春点、秋点等观察点，专门设置了猛禽科普展牌。从公园到自然之友野鸟会，每年都会在百望山举办各种科普活动，帮助北京市民更加了解它们。

　　“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对于生态的建设，非常有利于包括猛禽在内的鸟类生存，这一点在北京非常明显。”邓文洪说，要创建鸟类友好的城市，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一起努力。

图片来源：旅游网记者 刘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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