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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始终没有停滞过。其中1949年前，清理了3次；1949年至2010年，共开展了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鉴别、分类、挪移并抄制账卡。再历时5年，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物、账相符，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繁复的工作。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美国式的忌讳：自由的边界在哪？

美国，一个自诩拥有“言论自由”最高精神的国家，似乎一直在鼓励人们表达自我，追求个性以及肯定多元。在这个表面自由的旗帜下，忌讳的界限却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愈演愈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國的忌讳最初根植于宗教和社会传统的束缚，比如关于宗教、性别和种族的禁忌。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社会的敏感话题逐渐扩大，从最早的宗教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了涉及政治正确、性取向、少数群体權益等“热点”话题。这一转变，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的双重游戏：一方面强调个人表达自由，另一方面又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说的”和“不可以说的”界限。

这种界限充满了动态变化，经常在公共讨论中被重新定义。

近年来，一些曾经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如种族问题、性别认同、历史遗产等，逐渐進入公众视野，但与此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与反弹。例如，在某些社交媒體平台上，稍有偏差的评论就可能触发“言论审查”。许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指出，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表达”，而是一种“言论的自我审查”。

人们在彼此的界限面前变得更加谨慎甚至怯懦。

这股愈演愈烈的忌讳潮流还表现在企業、媒体乃至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企业在广告宣传中极力规避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元素，比如对某些文化符号的敏感处理，甚至连招聘广告都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变得格外谨慎。一方面，他们试图展现包容和尊重，另一方面，却也无奈于自我设限，丧失了部分真实表达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這种忌讳的激烈演变，不仅影响社会交流，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美国的文化生态。原本鼓励多样性的“自由之地”，逐渐变成了一片“界限不断收紧”的迷宫。当人们在表达自己时，是否还敢无所顾忌？还是说，这种忌讳的演变实际上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规范？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年輕一代逐渐形成了“忌讳猎人”的角色——他们不断寻找那些“可能触犯界限”的话题，然后在网络上传播、放大冲突。这种“忌讳愈演愈烈”的趋势，似乎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常态。公众面对的是一个文化“邊界不断变动”的环境——你说得越多，可能越得不到原意的尊重，反而陷入越来越激烈的“忌讳”争夺战。

这场演变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或许，正是美国对于“自由”本身的不断追问：在容许多样的如何避免“自由的滥用”？在不断追求“包容”的过程中，是否也在无形中构筑了新的禁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

忌讳愈演愈烈：文化碰撞与未来走向

美国式忌讳的变迁，不仅是文化的自我调适，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碰撞。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作为“文化输出国”，其忌讳的演变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价值观。互联网的高速传播，让这些“忌讳”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也让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摩擦不断。

在這场“忌讳战”中，显现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极端的“言论自由”——允许任何话题的讨论，甚至包括一些社会底层的痛点；另一方面，却发现“忌讳”的范围在某些领域逐渐扩張，变成了“不能说的秘密”。很多人在表达自我時陷入苦恼：我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这就像一场无形的文化禁锢。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个不断追求“文化边界宽容”的社会在不断突破“边界”。美国社會对某些话题的敏感性，实际上源自深层的身份认同、历史包袱和价值观冲突。例如，关于种族、移民和性别的敏感话题，经常引发“自由表达”与“文化伤害”之间的激烈辩论。许多事件迅速被放大，不仅影响社会风气，也引起国际关注。

在未来，这股“忌讳愈演愈烈”的趋势或将走向何方？有人担心，这会使美國社会逐步走向一种“新禁锢”。随着“政治正确”的不断强化，那些曾经被輕松吐槽的老旧观念，也可能被彻底封杀。人们的表达空间被逐步缩小，文化多样性面临新的压力。

科技的发展也在推波助澜。人工智能、内容审核算法越来越精细，自动筛查不当言论，使得网民在表达时不得不时刻考量“是否触碰了忌讳”。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封号或被指控“不容忍”。从这一角度看，“忌讳”的演变，也逐渐变成一种技术控制的“新邊界”。

也有人认为，这种激烈的忌讳其实是社会文明成熟的表现。通过不断界定“可以说”和“禁止说”的边界，是在试图建立一个更包容、更安全的表达空间。未来美國的忌讳會逐渐理性化，还是会随着极端表达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激烈？这一切都取决于社會如何平衡自由与责任。

美国的忌讳愈演愈烈，不应只看成是一场文化纷争，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整个社會在“自由”“责任”与“包容”之间的不断平衡。下一步，或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忌讳的变化，更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不断摩擦、不断进步的社会样貌。未来的美国，或将成为一个在“忌讳”与“自由”之间找到新平衡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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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整理中，从次品及“废料”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过去被认为伪作，经鉴定，实为赵佶真迹；商代三羊尊，重百余斤，一直被认为是伪品，不被重视，存放在缎库，1957年整理时发现，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认为是一等精品；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官窑、龙泉窑的珍品，如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

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溥仪出宫前，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屋角、椅垫或枕头里；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被认为是次品、赝品，搁在次品堆中，一直湮没无闻；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长期未能区分，等等。

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

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从1991年起，10年中，60％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核查文物数据，登录文物信息，为进一步摸清家底，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

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鉴别、分类、建库，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存贮分散，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清理从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开始，包括点核、整理、鉴定、评级等一系列工作。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

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资料”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即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藏品的称呼，有10万多件，门类繁杂。列为“资料”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伤残，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其作品水准不高，而全部列为资料。再如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达83件，也曾作为“资料”管理。这次清理中，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鉴别，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

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需要降级；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级。

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档案一一对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为1807558件（套），珍贵文物达到93.2%，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98%。其中，古籍文献60万件，瓷器36.6万件，织绣18万件，铜器16万件，书法7.5万件，绘画5.3万件等。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陆续编印了《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满足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求，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

（作者：单霁翔，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图片来源：楚天都市报记者 蔡英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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