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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天高云阔。1号演播厅内,学生们用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演绎着原创作品《山蝉》。台下就座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神情专注,不时露出欣喜。提问环节,年轻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的颤抖,他亲切地将其拉到身边,言语里满是鼓励……这是9月28日濮存昕参加辽宁省第十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场景。
活动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专访,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岁月虽然带给这位72岁的表演艺术家以鬓白,但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使他依旧充满了活力。他将自己对生活、角色、人性的观察与探索,酝酿成哈姆雷特、索尔尼斯、李白、鲁迅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与这位点亮舞台的掌灯人对话,我们得以看到他深邃饱满的内心世界。
“大学生戏剧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
本报记者:刚刚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分享一下感受吧。
濮存昕:戏剧助你理解世界认识人生建立审美。面对孩子们,我发现很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青春的气息,年轻人如何看待事物、看待艺术等等。看了汇报表演后,我也在判断,我还是否拥有像他们那种返璞归真的能力。所以,要不断尝新。对于戏剧发展而言,我们要传承传统,做到老而不旧。创新不仅仅是形式方面,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力的注入。
今天,我在大艺课堂的孩子们身上又发现了自己最初在业余小队时候,在田间地头的那种表演冲动。他们很有灵气,比如《山蝉》的编排,就很智慧,用一条红皮筋这样简洁的方式构建人物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
本报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戏剧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濮存昕: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从初绽的蓓蕾成长为辽宁文化版图上枝繁叶茂的艺术品牌,托举着辽宁文化新生力量的滚烫理想。它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大学生戏剧节不要追求专业化,不要追求高成本的制作。这次大学生戏剧节上除了有艺术院校学生的汇报,还有很多人来自非艺术专业的学科,他们热爱表演。我相信,舞台上精彩表演的瞬间,真的就是人刹那间的真情流露。那是一个神光乍现的时候,不可言说。
本报记者: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觉得还没演够的?
濮存昕:有,但没有机会演了。比如我演过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建筑大师》。我在索尔尼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感受到建筑师对生命和责任的彻悟与困惑、幻灭与热爱、恶意与温存。说实话,没演够,越琢磨越有滋味。
在当代社會的潮流中,性别议题正逐渐走向多元化、包容化。从传统的二元对立到如今的多元认同,公众对性别的理解不断扩展。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崛起和“业余文化”的兴起,成为推动性别自由的重要力量。其中,汇编(Assembly)作为一种数字文化形式,以其自由、开放、创造性的特点,为性别表达提供了崭新的平臺。
汇编业余性别自由,可以理解为利用数字工具和文化汇编,探索和表达不同的性别认同和角色。這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实践,更是一场文化与思想的革命。通过网络社区、开源代码、数字艺术、虚拟空间,人们可以打破传统社会的束缚,自由地表现自我,无论他们是跨性别者、非二元身份者,还是追求性别流动的个体。
数字平台上的“汇编”行为,强调个体的业余爱好与自我表达,相较于正式的制度化表达,更多了一份随性与自由。這种“业余性”并不意味着品质的低劣,而是一种反抗规范、拥抱多样的生活态度。比如,一些网络社区专门聚集跨性别艺术家、性别流动的Vlogger,他们通过视频、绘畫、文字等形式,展现自己的性别认同。
用户可以在匿名或实名的状态下,表达最真实的情感与思考,逐渐建立属于自己的性别认知體系。
更深入地看,汇编业余性别自由的背后,是技術赋予个體强大的话语权。开放源码、虚拟偶像、数字身份都在打破传统身份的界限,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重塑自我。比如,一些数字藝术家设计的虚拟人物,不仅仅是虚拟偶像,更是性别认同的多样象征。这种虚拟身份,让人在数字世界中无所不能,随心所欲地测试各种性别角色,也推动了社会对“真实性”的重新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探索不仅仅属于个体,更逐渐成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公众通过参与、分享、讨论,形成了一个包容多元的数字空间。性别自由不再是少数人的话题,而成为社会公共议题的重要组成。这不仅让更多边缘群体得到关注和尊重,也让传统观念中的性别刻板被一一破除。
总结来说,汇编业余性别自由,折射出当代数字文化的宽容与创新,也预示着未来社会更加包容、多元而充满可能。它让每个人都能通过数字工具,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表达那份最真实的自己。下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探索这些动态背后的文化意义,以及未来可能引领的社会变革。
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汇编业余性别自由不只是一种个人的表达方式,更逐渐变成一种社会的力量。它反映出当代人在身份认同上的不断突破,也推动着整个社會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知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点:技术创新、多元文化融合、以及未来的社会预测。
技术创新為性别自由提供了无限可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区块链、AI等先进技术的融入,让性别表达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例如,通过虚拟现实,用户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体验不同的性别角色,甚至创造属于自己的虚拟身體。这种沉浸式體验,让人们在真实世界中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也极大地扩展了性别自由的边界。
区块链技术赋予了虚拟身份更高的安全性和自主权。数字身份的匿名性与不可篡改性,保障了个人在表达性别认同时的隐私与权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NFT(非同质化代币)创作和收藏代表自己性别认同的艺術品,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经济模式。这不仅增强了个體表达的自由,也催生了全新的文化全球化交流平台。
多元文化的融合,为這一浪潮提供了丰富土壤。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碰撞、融合,使得性别认同的表达不再单一。比如,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性别文化特色,结合西方的性别理论,孕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元表达方式。这些多样性既丰富了全球的文化地图,也讓性别自由的实践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网络上的“汇编”行为,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包容的桥梁。
未来,随着社会对性的认知不断深化,汇编业余性别自由或许會引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一方面,教育体系逐步融入性别多样性内容,让下一代从小拥有更宽容的认知。另一方面,法律政策也开始逐渐适应新兴的性别认同,保护边缘群体,推动平等權益的实现。网络空间无疑会继续成為这一变革的引擎,促進社會观念的平衡转变。
汇编業余性别自由不仅仅是一场数字文化的运动,更是一场关乎社会正义、个体尊严的革命。它鼓励每个人打破传统束缚,探索自我,拥抱多样,构建一个充满包容与创新的未来世界。在未来的路上,技术与文化的结合将不断深化,让性别、身份不再是限制,而是自由和创造的源泉。
這个浪潮还在继续,或许我们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一步,或许我们可以思考,如何让这场自由的数字探索,变成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实践,让每一个“我”都能在多元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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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您导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将前往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国际巡演,您认为中国戏剧如何从创新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
濮存昕:中国戏剧本身就是独特的,戏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语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真,不要刻意地去讨好或迎合他们的审美眼光。我们用自己的本真去真诚地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阅读之于演员是一种基本素养吗?
濮存昕:当然,只有经过充分的阅读之后,才能提炼概括出角色最核心的部分,梳理出我们演绎这个角色的线条,编配主次关系。悟到这一条,这也是人生阅历教会我的。40岁以前我也不懂,哇啦哇啦念台词就演了。过了30年,重新去解读《哈姆雷特》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有新的发现的。20岁时候的阅读和60岁时候的重读,体会真是不一样,我成为导演之后尝试着做了3个戏,都是我认为过去自己没有演好的戏。
我非常感恩父亲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把书堆到了我面前,那时候,我13岁。而且父亲爱看报纸,我也跟着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虽然没学数理化,但是没缺阅读。
白纸黑字能够开发你的原始想象。对于演员来说,尤其要去仔细咀嚼文字,理解人物,与其产生共情,体会人内心的那种柔软。今天的短视频时代,长时间的阅读、大体量的阅读越来越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肤浅。我也看短视频,也离不开,因为短视频是不期而遇的。将来AI时代,一切都是定制的,你点击一下结论就有了,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在哪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情、品格审美。有头脑的人眼睛里是有光亮的,意识的光亮。
阅读的积累,会让你在大体量的文字中一下子就找到核心概念,所以说阅读力、理解力、概括力决定了演员的表现力。
本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
濮存昕:下乡之后,我干了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杂活,比如出黑板报、刻蜡纸、编快板书。24岁回城,我选择了考文工团,要不然我就得去街道工厂做自行车链条。所以说,艺术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表演这个行业拯救了我。
我父亲是演员,我从小生长在剧院环境里。那些叔叔大爷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现在演戏演到难处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全是他们。他们告诉我,演戏可能得用这功夫劲,可能那样处理会更好。
回过头来看,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不把台词基本功拿住,就走不到这个行当的最上游。就北京人艺老演员们台词一丝不苟、不糟蹋一个字的那种演法,现在全国院团里都没有了。
我一直在特别地坚持这件事。台词基本功够扎实的话,心性可以让你再往上走;但基本功不够了,即使心存愿望,也是上不去的。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基本功训练。这得让他们自己悟。我也是5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收拾”自己的嘴,跟孙道临、姚锡娟等老师学朗诵。演员的嘴上没有功夫,就啥都没有。现在孩子们缺师资也是一个问题,老师、导演对他们没有严格要求,都戴话筒表演,不用那么咬文嚼字。所以,演员能不能耐受住枯燥的台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地打磨自己,决定了他今后的路能走多远。
“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
本报记者:踏上辽宁这片黑土地,请谈谈您对辽宁戏剧的整体印象。如何做到让本土的地域风格既发扬光大,又不失本真?
濮存昕: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关起门来做文章,剧团就发展不好。你要用自己本真的技术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参与、共情。没有观众,什么派什么风格都没法建立。你必须跟观众交朋友,台上台下一起讨论。那个真实是真实感,而不是生活化的真实,是生活感的那种艺术表现力。
技术、风格,每个剧团都可以自己摸索。最重要的是,得把观众招到剧场里面来,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就像梅兰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像我者亡。意思是,你别像我,你就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学,学我的技术、腔调、品格。
我一直在思考,在表演行业有名有利算成功吗?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剧团只有建立起专业精神、专业标准,每个人都崇尚专业,杂事少了,钩心斗角少了,在艺术面前、在专业面前所有人都有虔诚的态度,这个剧团就容易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专业精神,每个人都是爷,那就麻烦了。专业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北京人艺老前辈们曾经有4句话——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生活积累,鲜明的角色形象,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是一个剧团要坚持的规矩、标准。
我们今天再谈发扬光大,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从事的是戏剧,你的深刻里必须还要有有趣的思想主题,让观众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思想是艺术承载的思想,要深刻而有趣。此外,要加上丰富的生活积累,到处都是生活。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生活,就是思想之间的互相给予。聊天、侃大山、竖着耳朵听社会小道消息、刷短视频,全都是生活。怎样每时每刻把这些信息归到艺术积累上来,一想,就马上想起那件事来。懂得举一反三,每打开一个积累,形象就出现了,聚合在一起。另外,角色形象老是标新立异,也不行,必须栩栩如生,既鲜明极了,又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恰当。那个东西是生动的,生长得像初生婴儿的嫩嫩的小屁股、打磨得像大理石似的那样光滑。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指的是包括售票员、引座员在内的剧院所有的门类、所有为演出服务的人员都做到了,像一棵菜一样地包着心,哪片叶都不能缺的完整性。每一行都有专业的标准,都是向心的。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最终就是观众说了算。不是票房说了算,票房是一个指标,但是进来的观众最有发言权。文艺要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以观众进剧场为宗旨。没进剧场说明你没水平,观众笑场说明你有问题,不是观众有问题。我们永远要心系观众,创作是最孤独的时候,但心系观众会让你不孤独。那时候,想的是我面对观众这样表演,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掌声。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就要有自己的自尊,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只有用真诚掏心窝子对待舞台对待作品对待观众,才会赢得尊重。
本报记者: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李白一演就是30年,以后还会继续上台表演吗?
濮存昕:我用排练、演出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不是对自己的救赎吗?我到今天也没有吃成脂肪肝,没有“三高”问题,70多岁了身体好好的,是一场场演出让我保持着好的生命状态。
这些天,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就是我们全新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曹禺先生1934年发表的初版剧本的开发。我很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对角色也有不断加深的理解,我希望能以自己对周朴园角色的演绎带观众找寻“曹禺密码”。
我很感恩观众帮我交学费,我演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演的叫啥呀,一点也不好,可是那时候观众就买票来看,所以真的要感恩。除了演戏我不会干别的,我也希望观众能再继续陪我一程。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叶一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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