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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秋日的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天高云阔。1号演播厅内，学生们用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演绎着原创作品《山蝉》。台下就座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神情专注，不时露出欣喜。提问环节，年轻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的颤抖，他亲切地将其拉到身边，言语里满是鼓励……这是9月28日濮存昕参加辽宁省第十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场景。

活动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专访，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岁月虽然带给这位72岁的表演艺术家以鬓白，但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使他依旧充满了活力。他将自己对生活、角色、人性的观察与探索，酝酿成哈姆雷特、索尔尼斯、李白、鲁迅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与这位点亮舞台的掌灯人对话，我们得以看到他深邃饱满的内心世界。

“大学生戏剧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

本报记者：刚刚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分享一下感受吧。

濮存昕：戏剧助你理解世界认识人生建立审美。面对孩子们，我发现很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青春的气息，年轻人如何看待事物、看待艺术等等。看了汇报表演后，我也在判断，我还是否拥有像他们那种返璞归真的能力。所以，要不断尝新。对于戏剧发展而言，我们要传承传统，做到老而不旧。创新不仅仅是形式方面，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力的注入。

今天，我在大艺课堂的孩子们身上又发现了自己最初在业余小队时候，在田间地头的那种表演冲动。他们很有灵气，比如《山蝉》的编排，就很智慧，用一条红皮筋这样简洁的方式构建人物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

本报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戏剧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濮存昕：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从初绽的蓓蕾成长为辽宁文化版图上枝繁叶茂的艺术品牌，托举着辽宁文化新生力量的滚烫理想。它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大学生戏剧节不要追求专业化，不要追求高成本的制作。这次大学生戏剧节上除了有艺术院校学生的汇报，还有很多人来自非艺术专业的学科，他们热爱表演。我相信，舞台上精彩表演的瞬间，真的就是人刹那间的真情流露。那是一个神光乍现的时候，不可言说。

本报记者：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觉得还没演够的？

濮存昕：有，但没有机会演了。比如我演过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建筑大师》。我在索尔尼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感受到建筑师对生命和责任的彻悟与困惑、幻灭与热爱、恶意与温存。说实话，没演够，越琢磨越有滋味。

“困困”——这个看似简单又带着几分憨态的词汇，在互联网的浪潮中，迅速成为了描述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状态的代名词。而当它被加上了性别前缀，演变成“男生困困”与“女生困困”时，一个充满趣味又引人深思的现象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之间，真的存在着一种“放在一起”的特殊关联吗？

我们必须承认，“困困”作为一种情绪表达，其核心指向的是一种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疲惫。现代社会，无论男女，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职场竞争的激烈，学業的繁重，家庭的责任，甚至是社交媒体上无时无刻不在涌现的“信息茧房”和“内卷”的焦虑，都在不断地消耗着人们的精力。

男生，或许在传统观念的塑造下，更容易被期待成为坚强、不輕易示弱的形象，因此他们的“困困”可能更多地被压抑，一旦显露，便显得格外沉重，仿佛一座随时可能坍塌的山峦。他们可能因为工作的辛劳，为了肩负家庭的重担而牺牲睡眠；他们可能因为学业的压力，为了追逐所谓的“成功”而透支身體；他们也可能因为社会对男性“强大”的期待，而不敢轻易展露脆弱。

而女生，在承受同样社會压力的往往还需要面对性别刻板印象带来的额外负担。她们可能需要在事業和家庭之间寻找更艰难的平衡点，承担更多的情感劳动，甚至还要面对外貌焦虑和容貌歧视。因此，女生的“困困”也可能更加细腻，掺杂着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对社会期待的无奈，以及对情感需求的渴望。

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都同时陷入“困困”的状态時，会发生什么？這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共鸣，还是一种“疲惫互助”的奇妙化学反應？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个体处于疲惫状态时，其防御机制会减弱，情感的表达會更加真实和直接。这时候，一个人更容易卸下伪装，展露出内心深处的脆弱。如果两个同样“困困”的人相遇，他们之间更容易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基于言语上的劝慰，而是源于一种深层的、无需多言的共情。

他们懂得对方眼中的疲惫，感受到对方眉宇间的倦意，這种默契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连接。

“男生困困放在女生困困里面”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一种具象化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意象化的表达。它描绘了一种场景：当男生感到疲惫不堪，他会向女生寻求慰藉，将他的“困困”置于女生的怀抱，期待得到理解、包容和温暖。而女生，也同样可能将自己的“困困”投射到男生身上，寻求一种相互依偎的力量。

这种“放”与“被放”，是一种情感的托付，也是一种信任的传递。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尤为珍贵。当你在外奔波劳累，满身疲惫，却能找到一个愿意倾听你“困困”，并且自己也同样懂得“困困”的伴侣时，那份被理解和被接纳的温暖，足以驱散世间的阴霾。这种“困困”的相互置放，超越了物质的交换，超越了功利的计算，它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交流，一种灵魂深处的依偎。

更进一步说，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于情感关系的新的理解。他们不再追求传统意义上那种“我保护你”或“你依赖我”的单向度的情感模式，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平等、互助、共同成长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也愿意在疲惫时相互扶持，在脆弱時彼此依靠。

当男生因为“困困”而显露出需要被照顾的一面时，他并非示弱，而是在表达一种信任；当女生因为“困困”而需要被安慰时，她也并非无力，而是在寻找一种共同面对的力量。

“男生困困放在女生困困里面”，这个说法，或许最初只是一个轻松的网络段子，但它背后折射出的，却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一种深刻的情感需求：被理解，被接纳，被温暖。在无尽的疲惫面前，我们都渴望有一个港湾，可以卸下盔甲，安放疲惫，而当这个港湾，也同样懂得“困困”的含义时，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便是最动人的浪漫。

它让我们相信，即使身处泥泞，也能相互搀扶，走向光明。

当我们深入探究“男生困困放在女生困困里面”这一现象，会发现它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慰藉，更蕴含着一种社会文化层面的解读。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信息场域中，語言的演变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迅速且富有生命力。“困困”一词，以其独特的可爱和易于传播性，迅速占领了年輕一代的沟通词汇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男生困困”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男性群體在社會压力下的隐形焦虑。长久以来，男性被赋予了“顶梁柱”的角色，需要承担家庭、事业的多重责任，而这种责任感，往往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他们被期待“坚强”，被要求“成功”，却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疲惫和脆弱。

因此，当一个男生说自己“困困”时，这往往是他打破心理防线，主动寻求情感支持的一种信号。他可能在外是雷厉風行的职场精英，但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他希望卸下这层坚硬的外壳，回归最真实的自我。

而“女生困困”则可能更多地触及到情感的细腻和对人际关系的渴望。女性在社会交往中，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情商”和“精力”，去维系人际关系，处理复杂的情感纠葛。她们可能在职场中面对性别歧视，在生活中扮演多重角色，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能量去支撑。当她们感到“困困”时，这不仅是对生理疲惫的表述，更是对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的深切呼唤。

“男生困困放在女生困困里面”的表述，巧妙地利用了“放置”这一动作，赋予了“困困”一种被容纳、被接纳的意象。这是一种情感的转移，更是一种信任的托付。它暗示了，当男生感到疲惫时，他会选择将這份疲惫“交”给女生，期待得到的是理解、包容，甚至是如同拥抱一般的温暖。

而女生，同样也可能将自己的“困困”放置在男生这里，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治愈的模式。

這种模式，与传统社会中“男强女弱”的二元对立关系截然不同。它是一种“势均力敌”的亲密关系，双方都是独立的个體，但愿意在彼此最脆弱的時候，提供最坚实的依靠。男生不以“困困”为耻，女生也不以此为“累赘”。相反，這种“困困”的坦诚相见，反而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加深情感的羁绊。

从更宏观的文化层面来看，这一现象也折射出当代社会一种反内卷、反“人设”的思潮。人们开始厌倦了在社交媒体上扮演完美的“人设”，而是渴望展现真实、脆弱、有温度的一面。当“困困”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情绪表达时，它就成了一种解压阀，讓人们可以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疲惫，也更容易与他人产生共鸣。

“男生困困放在女生困困里面”，這或许是一种新型的“撒娇”方式，一种在平等关系中表达情感需求的方式。它不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男生将自己的“困困”置于女生之中，是一种信任的表达，而女生接纳这份“困困”，则是一种包容和爱的體现。

这种“放置”行為，恰恰构建了一种动态的、相互滋养的情感生态。

而且，這种表述也极具画面感和趣味性。它将抽象的情绪，具象化為一种可感的“放置”动作，使得原本可能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而有趣。这种幽默感，也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使得情感的交流更加顺畅，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传播。

总而言之，“男生困困放在女生困困里面”并非简单的网络热词，而是现代社會情感交流模式的一种生动写照。它代表着一种超越性别界限的疲惫感，一种对真诚情感连接的渴望，以及一种在平等关系中相互扶持、共同治愈的亲密模式。当疲惫遇上疲惫，当脆弱遇見脆弱，在彼此的“困困”中，或许恰恰能够找到最柔软的慰藉，最坚定的力量，以及那份最简单、最动人的爱意。

这是一种情感的融合，一种灵魂的共振，一种在快节奏生活中，难能可贵的温柔守候。

本报记者：您导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将前往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国际巡演，您认为中国戏剧如何从创新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

濮存昕：中国戏剧本身就是独特的，戏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语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真，不要刻意地去讨好或迎合他们的审美眼光。我们用自己的本真去真诚地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阅读之于演员是一种基本素养吗？

濮存昕：当然，只有经过充分的阅读之后，才能提炼概括出角色最核心的部分，梳理出我们演绎这个角色的线条，编配主次关系。悟到这一条，这也是人生阅历教会我的。40岁以前我也不懂，哇啦哇啦念台词就演了。过了30年，重新去解读《哈姆雷特》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有新的发现的。20岁时候的阅读和60岁时候的重读，体会真是不一样，我成为导演之后尝试着做了3个戏，都是我认为过去自己没有演好的戏。

我非常感恩父亲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把书堆到了我面前，那时候，我13岁。而且父亲爱看报纸，我也跟着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虽然没学数理化，但是没缺阅读。

白纸黑字能够开发你的原始想象。对于演员来说，尤其要去仔细咀嚼文字，理解人物，与其产生共情，体会人内心的那种柔软。今天的短视频时代，长时间的阅读、大体量的阅读越来越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肤浅。我也看短视频，也离不开，因为短视频是不期而遇的。将来AI时代，一切都是定制的，你点击一下结论就有了，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在哪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情、品格审美。有头脑的人眼睛里是有光亮的，意识的光亮。

阅读的积累，会让你在大体量的文字中一下子就找到核心概念，所以说阅读力、理解力、概括力决定了演员的表现力。

本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

濮存昕：下乡之后，我干了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杂活，比如出黑板报、刻蜡纸、编快板书。24岁回城，我选择了考文工团，要不然我就得去街道工厂做自行车链条。所以说，艺术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表演这个行业拯救了我。

我父亲是演员，我从小生长在剧院环境里。那些叔叔大爷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现在演戏演到难处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全是他们。他们告诉我，演戏可能得用这功夫劲，可能那样处理会更好。

回过头来看，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不把台词基本功拿住，就走不到这个行当的最上游。就北京人艺老演员们台词一丝不苟、不糟蹋一个字的那种演法，现在全国院团里都没有了。

我一直在特别地坚持这件事。台词基本功够扎实的话，心性可以让你再往上走；但基本功不够了，即使心存愿望，也是上不去的。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基本功训练。这得让他们自己悟。我也是5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收拾”自己的嘴，跟孙道临、姚锡娟等老师学朗诵。演员的嘴上没有功夫，就啥都没有。现在孩子们缺师资也是一个问题，老师、导演对他们没有严格要求，都戴话筒表演，不用那么咬文嚼字。所以，演员能不能耐受住枯燥的台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地打磨自己，决定了他今后的路能走多远。

“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

本报记者：踏上辽宁这片黑土地，请谈谈您对辽宁戏剧的整体印象。如何做到让本土的地域风格既发扬光大，又不失本真？

濮存昕：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关起门来做文章，剧团就发展不好。你要用自己本真的技术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参与、共情。没有观众，什么派什么风格都没法建立。你必须跟观众交朋友，台上台下一起讨论。那个真实是真实感，而不是生活化的真实，是生活感的那种艺术表现力。

技术、风格，每个剧团都可以自己摸索。最重要的是，得把观众招到剧场里面来，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就像梅兰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像我者亡。意思是，你别像我，你就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学，学我的技术、腔调、品格。

我一直在思考，在表演行业有名有利算成功吗？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剧团只有建立起专业精神、专业标准，每个人都崇尚专业，杂事少了，钩心斗角少了，在艺术面前、在专业面前所有人都有虔诚的态度，这个剧团就容易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专业精神，每个人都是爷，那就麻烦了。专业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北京人艺老前辈们曾经有4句话——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生活积累，鲜明的角色形象，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是一个剧团要坚持的规矩、标准。

我们今天再谈发扬光大，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从事的是戏剧，你的深刻里必须还要有有趣的思想主题，让观众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思想是艺术承载的思想，要深刻而有趣。此外，要加上丰富的生活积累，到处都是生活。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生活，就是思想之间的互相给予。聊天、侃大山、竖着耳朵听社会小道消息、刷短视频，全都是生活。怎样每时每刻把这些信息归到艺术积累上来，一想，就马上想起那件事来。懂得举一反三，每打开一个积累，形象就出现了，聚合在一起。另外，角色形象老是标新立异，也不行，必须栩栩如生，既鲜明极了，又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恰当。那个东西是生动的，生长得像初生婴儿的嫩嫩的小屁股、打磨得像大理石似的那样光滑。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指的是包括售票员、引座员在内的剧院所有的门类、所有为演出服务的人员都做到了，像一棵菜一样地包着心，哪片叶都不能缺的完整性。每一行都有专业的标准，都是向心的。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最终就是观众说了算。不是票房说了算，票房是一个指标，但是进来的观众最有发言权。文艺要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以观众进剧场为宗旨。没进剧场说明你没水平，观众笑场说明你有问题，不是观众有问题。我们永远要心系观众，创作是最孤独的时候，但心系观众会让你不孤独。那时候，想的是我面对观众这样表演，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掌声。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就要有自己的自尊，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只有用真诚掏心窝子对待舞台对待作品对待观众，才会赢得尊重。

本报记者：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李白一演就是30年，以后还会继续上台表演吗？

濮存昕：我用排练、演出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不是对自己的救赎吗？我到今天也没有吃成脂肪肝，没有“三高”问题，70多岁了身体好好的，是一场场演出让我保持着好的生命状态。

这些天，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就是我们全新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曹禺先生1934年发表的初版剧本的开发。我很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对角色也有不断加深的理解，我希望能以自己对周朴园角色的演绎带观众找寻“曹禺密码”。

我很感恩观众帮我交学费，我演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演的叫啥呀，一点也不好，可是那时候观众就买票来看，所以真的要感恩。除了演戏我不会干别的，我也希望观众能再继续陪我一程。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宋晓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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