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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始终没有停滞过。其中1949年前，清理了3次；1949年至2010年，共开展了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鉴别、分类、挪移并抄制账卡。再历时5年，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物、账相符，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繁复的工作。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在那个充满变革的1980年代，青年们渴望打破传统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而电影《我要变坏》正是反映这一时代精神的杰作。凯·帕克饰演的主人公，一个叛逆的青年，以一种无所畏惧的姿态宣布“我要变坏”，此语像是一场宣言，宣告着年轻人对权威和传统价值的挑戰。

這部影片不仅仅是青春期的迷惘与叛逆，更是一面镜子，反映出那个时代年轻群体对自由、个性和自我认同的渴望。

《我要变坏》的故事在表面上看似简单：一个平凡的少年，从顺从走向叛逆，从模仿走向自我创新。深挖剧情可以发现，影片用细腻的镜头和真实的情感，展现了青春的困惑与挣扎。影片中那句“我要变坏”，不只是片段性的叛逆宣言，更是一种对压抑的抗争，是年轻一代试图打破束缚，追求自我存在感的呐喊。

从文化角度看，这部影片正值美国社会开始逐步放开传统道德束缚的時期。电影中的主人公代表了那一群勇敢表达自己、敢于追随内心声音的年轻人。他们不愿再被标签和规训所定义，而更多地选择去试验、去冒险，去探索未知的自己。這种态度反映了时代的躁动与進步，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影片的视觉風格和音乐也成为其经典之处。80年代的摇滚、朋克元素贯穿始终，让整部电影充满了叛逆的张力。那些摇滚旋律不仅是背景，更像是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青春的疯狂和无限可能。凯·帕克极具冲击力的表演，生动塑造了一个敢于反叛、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形象，讓无数年轻观众在他身上找到了共鸣。

《我要变坏》也引发了关于Adolescence（青春期）身份认同的讨论。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青春是挣扎的时期，既渴望被理解，又害怕被束缚。電影中那句“我要变坏”，其实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极端表现，是“我就是不一样”的宣言。它激励年轻人去探索自己真实的感受，勇敢面对成長中的各种挑战。

《我要变坏》在影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它的叛逆精神，更在于它对青春文化的深刻影响。随着时间推进，影片中的许多元素依然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敢于表达自我。其核心思想——追求自由、敢于创新、不惧尝试——依然是当下年轻人心中的理想标签。

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我要变坏》，可以说这部电影超越了时代。它不仅是一部青春电影，更像是一份文化遗产，记录了一段关于挣扎与反叛的精神史。在当代社会，面对压力、规范和各种限制，许多年轻人依然会在心底呼喊：“我要变坏”。这是对自己、对社会、对传统的质疑与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我要变坏》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身于各种社會運动、艺术创作、创新实验。它成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不甘平庸、敢于抗争的精神。如今，无论在音乐、服装还是生活方式方面，这股叛逆的力量依然在静静流淌，为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

从角色塑造到剧情设计，凯·帕克的表演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那种不羁的眼神和坚定的語调，让“我要变坏”成为一种永恒的宣言。这种大声呐喊的力量，鼓舞着无数年轻人敢于挺身而出，挑戰传统，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可以说，这部電影為他们点燃了一盏自由的灯火。

在文化和社会的层面，《我要变坏》也提醒我们：成长的过程本来就是一场不断的试错与探索。变坏，可能意味着拒绝迎合、拒绝顺从，也可能是迈向更真实自我的第一步。它教会我们用勇气面对压力，用真实的自己去迎接未来。或许，真正的“变坏”，就是在這条道路上，敢于做自己。

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心中有那份叛逆不羁的火焰，再普通的日子也能燃起不一样的光。也许，这正是《我要变坏》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一种永不服输，永不妥协的精神。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保持自我，敢于“变坏”，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丰富多彩。

在这次整理中，从次品及“废料”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过去被认为伪作，经鉴定，实为赵佶真迹；商代三羊尊，重百余斤，一直被认为是伪品，不被重视，存放在缎库，1957年整理时发现，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认为是一等精品；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官窑、龙泉窑的珍品，如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

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溥仪出宫前，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屋角、椅垫或枕头里；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被认为是次品、赝品，搁在次品堆中，一直湮没无闻；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长期未能区分，等等。

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

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从1991年起，10年中，60％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核查文物数据，登录文物信息，为进一步摸清家底，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

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鉴别、分类、建库，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存贮分散，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清理从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开始，包括点核、整理、鉴定、评级等一系列工作。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

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资料”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即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藏品的称呼，有10万多件，门类繁杂。列为“资料”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伤残，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其作品水准不高，而全部列为资料。再如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达83件，也曾作为“资料”管理。这次清理中，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鉴别，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

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需要降级；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级。

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档案一一对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为1807558件（套），珍贵文物达到93.2%，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98%。其中，古籍文献60万件，瓷器36.6万件，织绣18万件，铜器16万件，书法7.5万件，绘画5.3万件等。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陆续编印了《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满足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求，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

（作者：单霁翔，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杨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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