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11-10,rmwsagufjhevjhfsvjfhavshjcz

核心提示

秋日的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天高云阔。1号演播厅内，学生们用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演绎着原创作品《山蝉》。台下就座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神情专注，不时露出欣喜。提问环节，年轻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的颤抖，他亲切地将其拉到身边，言语里满是鼓励……这是9月28日濮存昕参加辽宁省第十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场景。

活动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专访，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岁月虽然带给这位72岁的表演艺术家以鬓白，但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使他依旧充满了活力。他将自己对生活、角色、人性的观察与探索，酝酿成哈姆雷特、索尔尼斯、李白、鲁迅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与这位点亮舞台的掌灯人对话，我们得以看到他深邃饱满的内心世界。

“大学生戏剧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

本报记者：刚刚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分享一下感受吧。

濮存昕：戏剧助你理解世界认识人生建立审美。面对孩子们，我发现很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青春的气息，年轻人如何看待事物、看待艺术等等。看了汇报表演后，我也在判断，我还是否拥有像他们那种返璞归真的能力。所以，要不断尝新。对于戏剧发展而言，我们要传承传统，做到老而不旧。创新不仅仅是形式方面，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力的注入。

今天，我在大艺课堂的孩子们身上又发现了自己最初在业余小队时候，在田间地头的那种表演冲动。他们很有灵气，比如《山蝉》的编排，就很智慧，用一条红皮筋这样简洁的方式构建人物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

本报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戏剧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濮存昕：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从初绽的蓓蕾成长为辽宁文化版图上枝繁叶茂的艺术品牌，托举着辽宁文化新生力量的滚烫理想。它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大学生戏剧节不要追求专业化，不要追求高成本的制作。这次大学生戏剧节上除了有艺术院校学生的汇报，还有很多人来自非艺术专业的学科，他们热爱表演。我相信，舞台上精彩表演的瞬间，真的就是人刹那间的真情流露。那是一个神光乍现的时候，不可言说。

本报记者：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觉得还没演够的？

濮存昕：有，但没有机会演了。比如我演过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建筑大师》。我在索尔尼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感受到建筑师对生命和责任的彻悟与困惑、幻灭与热爱、恶意与温存。说实话，没演够，越琢磨越有滋味。

主角保罗2并非单一的英雄或反派，他像一面镜子，映出每个人在制度压力下的不同面貌。叙事不是直线的，而是以拼贴式的片段组合，把回忆、梦境、新闻片段和现实对话拼接在一起。观众在這其中既是观察者，又像是参与者，随剧情走向不断重构对人物动机的理解。这种写法让人上瘾，因为每一次回放都可能揭示新的因果关系，像是对一个不断扩大的迷宫重新走路。

剧本的对话精准而克制，信息量密集，却不显得喧嚣。导演用短促的镜头和冷色调来营造冷静而压抑的氛围，仿佛每一个畫面都在提醒观众：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并非全貌，真相往往被叠层遮蔽。音乐并非喋喋不休的主题曲，而是以细微的音型在耳畔持续回响，增强记忆的力量。

配乐的低沉与驻留感，与灯光的渐变和布景的简约形成对照，让情感的涨落看起来更真实。角色之间的冲突不靠大喊大叫推动，而是通过彼此的沉默、错位的认知和未说出口的怀疑去產生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对信息筛选与自我认同的不断提问，而非立刻给出答案。

保罗2这个角色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是叙事的焦点，又像一扇半掩的門，向观众敞開又拒绝完全打开。随着情节推进，他的记忆像一条被污染的河流，既承载个人的情感史，也承载着制度的阴影。观众跟随他在城市的缝隙中穿行，逐渐發现每一个看似独立的事件，其背后都可能牵連到一个更大的系统。

剧作者借助這种结构，让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的也保持理性思考：个人的选择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究竟有多大作用？这并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关于自由、责任与人性的復杂对话。

现阶段的观看体验也在于细节的积累：桌面上散乱的笔记、墙上的监控网格、广播室的电台指示灯、以及角色在地铁站、图书馆、旧工厂之间来回移动时所遇到的微小点滴。这些看似琐碎的元素在叙事中扮演了“证词”的角色，帮助观众建立对世界的信任度。互动性在此并非依赖技術，而是通过叙事密度来实现的。

当你对一个情节產生质疑，下一段往往就给你一个新的线索，促使你对整部剧的真相进行重新评估。第一部分的核心是：在一个高压的制度环境里，个体如何通过记忆、语言和选择维持自我认同。美式1984美式保罗2以这种方式，开启了一场关于人性的静默对话。

视觉语言与情感的共振在這部剧中，视觉语言是推进叙事的第三条主轴。镜头语言像一位沉默的讲述者，穿梭于人群与空旷的空间之间。导演选择了大量对比：明亮的霓虹与阴影中的人影、干净整齐的都市线条和遭压抑的日常环境的混乱呼应。镜头非刻意炫技，却每一次定格都像在问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

长镜头讓人物的情感扩展，短镜头在关键信息传递时压缩时间，观众的焦虑与角色的无力感在同一帧画面中被放大。色调方面，冷蓝和灰白的偏执光谱强化了制度的冷酷，偶尔的暖色插入则像记忆中那些微弱但温暖的火光，提醒观众人性的存在。

聲场设计也值得称道。低频的低语、风声、金属碰撞的回响共同构筑了一个压迫性的环境，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被记录，每一个动作都被放大。音乐不喧嚣，却在关键情节里推动情感的坡度，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与角色的焦虑同步。演员的表演稳健而克制，主角的自我辩护、怀疑以及最终的选择往往通过眼神和微妙的口角变化来传达，而非由語言的强势来支配。

這样的演技風格，让人物呈现出多层次的心理状态，观众可以在细节中解读他们的动机，也更容易投入属于自己的解读。

叙事层面，剧本以“剧中剧”的形式穿插现实与虚构，使观众不断进行自我定位的校准。每当你以为答案近在咫尺，剧情就抛出一个新的证词，迫使你重新评估正在發生的事。这样的设计不仅考验观众的记忆力，更激發他们对伦理边界的思考。它们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对话，持续向你提出问题，而答案则由你在观看过程中的选择与理解来构建。

对“美式1984美式保罗2”的情感触达，正是在于这份缓慢而深刻的情感共振：观众并非被动接受信息，而是在片刻的停顿里与角色共同呼吸、共同决策。

最终，若你愿意与这部剧一同深入，它的回响會跨越屏幕，留在你的日常认知里。观看这类高水准的剧集，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授权的平臺来实现。这样不仅能享受清晰的画质与优质的音效，还能在官方更新与社群讨论中获得更多维度的解读与延展。作者对话与观众互动的空间，在正规渠道里被保护与放大。

无论你是偏好紧张悬疑的轨迹，还是偏爱对人性底层的温柔拷问，這部剧都能提供一个值得驻足的叙事场域。愿你在体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解版本，也愿你将这份对艺术创作的尊重转化为对正版内容的支持。

本报记者：您导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将前往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国际巡演，您认为中国戏剧如何从创新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

濮存昕：中国戏剧本身就是独特的，戏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语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真，不要刻意地去讨好或迎合他们的审美眼光。我们用自己的本真去真诚地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阅读之于演员是一种基本素养吗？

濮存昕：当然，只有经过充分的阅读之后，才能提炼概括出角色最核心的部分，梳理出我们演绎这个角色的线条，编配主次关系。悟到这一条，这也是人生阅历教会我的。40岁以前我也不懂，哇啦哇啦念台词就演了。过了30年，重新去解读《哈姆雷特》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有新的发现的。20岁时候的阅读和60岁时候的重读，体会真是不一样，我成为导演之后尝试着做了3个戏，都是我认为过去自己没有演好的戏。

我非常感恩父亲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把书堆到了我面前，那时候，我13岁。而且父亲爱看报纸，我也跟着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虽然没学数理化，但是没缺阅读。

白纸黑字能够开发你的原始想象。对于演员来说，尤其要去仔细咀嚼文字，理解人物，与其产生共情，体会人内心的那种柔软。今天的短视频时代，长时间的阅读、大体量的阅读越来越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肤浅。我也看短视频，也离不开，因为短视频是不期而遇的。将来AI时代，一切都是定制的，你点击一下结论就有了，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在哪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情、品格审美。有头脑的人眼睛里是有光亮的，意识的光亮。

阅读的积累，会让你在大体量的文字中一下子就找到核心概念，所以说阅读力、理解力、概括力决定了演员的表现力。

本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

濮存昕：下乡之后，我干了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杂活，比如出黑板报、刻蜡纸、编快板书。24岁回城，我选择了考文工团，要不然我就得去街道工厂做自行车链条。所以说，艺术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表演这个行业拯救了我。

我父亲是演员，我从小生长在剧院环境里。那些叔叔大爷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现在演戏演到难处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全是他们。他们告诉我，演戏可能得用这功夫劲，可能那样处理会更好。

回过头来看，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不把台词基本功拿住，就走不到这个行当的最上游。就北京人艺老演员们台词一丝不苟、不糟蹋一个字的那种演法，现在全国院团里都没有了。

我一直在特别地坚持这件事。台词基本功够扎实的话，心性可以让你再往上走；但基本功不够了，即使心存愿望，也是上不去的。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基本功训练。这得让他们自己悟。我也是5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收拾”自己的嘴，跟孙道临、姚锡娟等老师学朗诵。演员的嘴上没有功夫，就啥都没有。现在孩子们缺师资也是一个问题，老师、导演对他们没有严格要求，都戴话筒表演，不用那么咬文嚼字。所以，演员能不能耐受住枯燥的台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地打磨自己，决定了他今后的路能走多远。

“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

本报记者：踏上辽宁这片黑土地，请谈谈您对辽宁戏剧的整体印象。如何做到让本土的地域风格既发扬光大，又不失本真？

濮存昕：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关起门来做文章，剧团就发展不好。你要用自己本真的技术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参与、共情。没有观众，什么派什么风格都没法建立。你必须跟观众交朋友，台上台下一起讨论。那个真实是真实感，而不是生活化的真实，是生活感的那种艺术表现力。

技术、风格，每个剧团都可以自己摸索。最重要的是，得把观众招到剧场里面来，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就像梅兰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像我者亡。意思是，你别像我，你就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学，学我的技术、腔调、品格。

我一直在思考，在表演行业有名有利算成功吗？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剧团只有建立起专业精神、专业标准，每个人都崇尚专业，杂事少了，钩心斗角少了，在艺术面前、在专业面前所有人都有虔诚的态度，这个剧团就容易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专业精神，每个人都是爷，那就麻烦了。专业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北京人艺老前辈们曾经有4句话——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生活积累，鲜明的角色形象，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是一个剧团要坚持的规矩、标准。

我们今天再谈发扬光大，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从事的是戏剧，你的深刻里必须还要有有趣的思想主题，让观众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思想是艺术承载的思想，要深刻而有趣。此外，要加上丰富的生活积累，到处都是生活。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生活，就是思想之间的互相给予。聊天、侃大山、竖着耳朵听社会小道消息、刷短视频，全都是生活。怎样每时每刻把这些信息归到艺术积累上来，一想，就马上想起那件事来。懂得举一反三，每打开一个积累，形象就出现了，聚合在一起。另外，角色形象老是标新立异，也不行，必须栩栩如生，既鲜明极了，又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恰当。那个东西是生动的，生长得像初生婴儿的嫩嫩的小屁股、打磨得像大理石似的那样光滑。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指的是包括售票员、引座员在内的剧院所有的门类、所有为演出服务的人员都做到了，像一棵菜一样地包着心，哪片叶都不能缺的完整性。每一行都有专业的标准，都是向心的。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最终就是观众说了算。不是票房说了算，票房是一个指标，但是进来的观众最有发言权。文艺要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以观众进剧场为宗旨。没进剧场说明你没水平，观众笑场说明你有问题，不是观众有问题。我们永远要心系观众，创作是最孤独的时候，但心系观众会让你不孤独。那时候，想的是我面对观众这样表演，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掌声。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就要有自己的自尊，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只有用真诚掏心窝子对待舞台对待作品对待观众，才会赢得尊重。

本报记者：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李白一演就是30年，以后还会继续上台表演吗？

濮存昕：我用排练、演出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不是对自己的救赎吗？我到今天也没有吃成脂肪肝，没有“三高”问题，70多岁了身体好好的，是一场场演出让我保持着好的生命状态。

这些天，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就是我们全新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曹禺先生1934年发表的初版剧本的开发。我很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对角色也有不断加深的理解，我希望能以自己对周朴园角色的演绎带观众找寻“曹禺密码”。

我很感恩观众帮我交学费，我演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演的叫啥呀，一点也不好，可是那时候观众就买票来看，所以真的要感恩。除了演戏我不会干别的，我也希望观众能再继续陪我一程。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王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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