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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澳门6月13日电 （记者富子梅）“澳门人的抗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术年会13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学术年会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展示澳门与祖国内地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发扬爱国爱澳优良传统。

图为“澳门人的抗战”学术年会开幕式。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强，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澳门中联办研究室副主任黄智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等，以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社会各界人士逾220人出席。

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秘书长陈季敏表示，澳科大以学术研讨会的方式，进一步挖掘澳门在抗战中的独特贡献，弘扬澳门居民的爱国爱澳精神，深化澳门与内地在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方面的紧密协作。让青年一代铭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勇担时代使命。

李国强指出，抗战期间，澳门居民通过捐献物资、救助难民、奔赴前线等方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功勋。通过学术研讨，深入探讨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推动抗战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让澳门的年轻一代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为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澳门的抗战史本质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实践。”吴志良强调，澳门是在抗战中未被日军占领却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城市，澳门的抗战史呈现出独特的“中立区抵抗”范式——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却有生死交织的暗线；没有震耳欲聋的枪炮，却有浸润文明基因的无声抗争，充分体现了文化生命力、文明软实力。

“稀缺”的背后：当个体选择与社会现实交织

“网禁拗女稀缺5000”——当这样一条信息瞬间点燃网络舆论场，我们不應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更应将其看作是社會肌體深处一次復杂而沉重的脉动。这5000，与其说是一个绝对的数量，不如说是一种象征，它代表着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于婚姻、生育乃至个人价值实现上，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与深刻的内心挣扎。

我们需要理解“拗女”这个词語所承载的含义。它并非简单的“難以嫁娶”的标签，而是指向一群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是在婚恋观上，展现出某种程度“坚持”和“不妥协”特质的女性。这种“拗”可能源于她们不断提升的自我意识，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对伴侣的要求更趋理性化，也可能是对传统婚恋模式的审慎反思。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她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接触到更多元的价值体系，她们不再仅仅将婚姻视為人生唯一的归宿，而是将其看作是人生众多选项中的一个，并且这个选项的“质量”至关重要。当她们发现市面上符合自己期望的伴侣，无论是在经济能力、精神契合度还是生活观念上，都显得“稀缺”時，“5000”這个数字便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情绪的宣泄，一种无奈的呐喊。

这种“稀缺”并非空穴来風。我们必须审视其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经济压力是绕不开的硬伤。高企的房价、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让许多年轻人在组建家庭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对于男性而言，经济基础往往被视为婚恋中的重要砝码，而对于女性而言，一个稳定且能提供良好生活保障的伴侣，也是构建未来家庭安全感的基石。

当一部分男性在经济上难以达到女性普遍的期望时，婚姻的“门槛”便无形中提高了，这无疑加剧了“稀缺”的感受。

更深层次的，是生育意愿的考量。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投入了更多的時间和精力，她们的自我实现价值日益凸显。生育，对许多女性而言，意味着职業生涯的暂时中断，意味着身体和精力上的巨大付出，甚至可能伴随着对身材、容貌的改变。当社会对育儿的家庭支持体系尚不完善，当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之间需要独自承担过多的责任時，生育的“成本”就变得异常高昂。

她们在权衡利弊时，自然会更加谨慎。而“5000”这个数字，或许就包含了那些因为不愿或无法承担生育的巨大压力，而对婚姻持保留态度的女性。

文化观念的变迁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正在被打破。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increasingly受到推崇，她们不再是被动等待被选择的对象，而是主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对婚姻的要求，也从仅仅满足生存需求，升级到对情感共鸣、精神契合和生活品质的追求。

当她们发现自己所追求的“同频共振”在现实中难以寻觅时，“稀缺”便成為一种无奈的描述。這种“拗”，与其说是固执，不如说是对自我价值的坚持，对理想生活的不妥协。

这种“稀缺”的背后，也隐藏着社会对女性价值的片面认知。当社会的评价体系依然将女性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与婚姻和生育挂钩時，那些选择不婚或晚婚的女性，那些因为经济或个人原因选择不生育的女性，便容易被贴上“剩女”的标签，被视为“稀缺”的产物。这是一种隐形的压力，也是一种对个体自由选择的不尊重。

“5000”的讨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這种社會僵化观念的一次挑战。

“稀缺”的解码：从个体困境到社會反思的跃迁

“网禁拗女稀缺5000”的讨论，绝不仅仅停留在对某个数字的关注，它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下社会在婚恋、生育、性别角色等诸多议题上的复杂图景。我们有必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去解码这一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动因，并探寻其可能引发的深远影响。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稀缺”的背后，是信息时代下个体认知邊界的无限拓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期望值管理难题。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将全球的文化、信息、生活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女性拥有了更多了解世界、了解自身价值的機会。她们看到了职场精英的独立自信，看到了环球旅行的自由洒脱，看到了高质量单身生活的丰富多彩。

当她们将这些多元化的可能性带入到对自身未来的构想中时，对伴侣和婚姻的期望值自然水涨船高。传统的“門当户对”或仅仅是“有房有車”的婚恋标准，已难以满足她们对精神共鸣、情感支持和共同成长的高要求。因此，当符合她们心目中“理想伴侣”的男性，在数量上显得“稀缺”时，这种“稀缺”就成了她们表达现状的一种方式。

我们必须正视社會经济结构性变化对婚恋观的深远影响。在过去，生育和抚养一个孩子，可能更多被视為家庭的自然延伸，甚至是家庭劳动力的补充。而如今，在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住房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账”变得异常沉重。这使得许多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在生育问题上不得不三思。

女性教育程度和经济独立性的提高，也让她们在婚姻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婚姻来获得经济上的保障，因此，对婚姻的考量，更多地转向了情感需求、个人成长和生活品质的追求。当一部分男性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因为未能及时调整自身价值，而无法满足女性日益提高的期望时，婚姻市场的“供需关系”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催生了“稀缺”的讨论。

再者，這一现象也折射出传统性别观念与现代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张力。在一些传统观念中，女性的价值似乎更多地被置于家庭和生育的角色中。而现代社会，则increasingly强调个體价值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当女性选择不婚、晚婚，或者因为个人原因不生育时，她们的这些选择，在一些传统观念看来，可能被解读为“不正常”或“稀缺”。

“5000”的数字，某种程度上是对這种刻板印象的一种反击，也是对女性多元化人生选择的一种呐喊。它们在挑战那些将女性价值简单化、标签化的社会观念，呼吁社会给予个体更多自由和尊重的空间。

更进一步，我们也需要警惕“稀缺”论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当一个群体被冠以“稀缺”的标签，容易引发社会资源的过度关注，甚至导致一些不健康的商业模式出现。过度的“稀缺”焦虑，也可能迫使一部分个體在不适合自己的关系中妥协，失去自我。因此，我们在探讨这一现象時，更應保持理性和客观，将目光从简单的数字转移到对个體困境的理解，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反思，以及对更健康、更包容的婚恋观和生育观的构建上。

“网禁拗女稀缺5000”的讨论，并非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促使我们去审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体如何安顿好自己的情感与生活，社会又该如何为不同选择的个体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坚实的支撑。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婚恋的讨论，更是一个关于个体价值、社会公平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追问，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向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捐赠一批文献，并授权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机构用户。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林发钦教授《不中立、不缺位——新史料下澳门抗战史观的重建》，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澳门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汤开建等学者作主旨报告。来自北京、南京、广州、深圳、岳阳、澳门、香港以及日本和英国的学者提交学术论文近30篇，展示澳门抗战史和中国抗战史研究新成果。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赵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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