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编辑｜陶斯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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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世界观：当法槌遇上儒家情怀

法律人的世界，常常被视為冰冷、理性、逻辑严谨的。我们习惯于在条文、判例和证据的丛林中穿梭，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当我们深入审视那些构筑起法律体系的基石，尤其是当它与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儒家伦理——发生碰撞与融合时，一种别样的世界图景便徐徐展开。

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两种思想體系在现代语境下的深刻对话与重塑。

从法律人的视角看，法治的核心在于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序正义保证了法律的运行是公開、公正、可预测的，是“正义的影子”。实体正义则要求法律的内容本身是公平的，能够回应社会的基本需求，维护个体权利，并促进公共福祉。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儒家伦理，特别是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时，我们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与现代法治的精神并非相互排斥，反而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协同效应。

儒家伦理的“仁”——愛人、忠恕之道，在现代法治中可以体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司法过程中对人性的考量。一个以“仁”为导向的法治，不会仅仅停留在冰冷的条文上，而是会更加关注法律的社會效果，关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情感与尊严，关注司法能否真正实现“济世安民”的终极目标。

例如，在刑罚的适用上，除了惩罚，是否还能融入更多的教育、感化和社会修复的元素？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上，是否更能体现“和为贵”的精神，鼓励调解与和解，减少对抗？

“义”——正当、适宜，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原则。在法律语境下，“义”可以被理解為对公道的追求，对不正义的纠正。法官在判案时，除了依据法律条文，也需要考量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义”，这并非要求法官超越法律，而是要讓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更符合社会伦理的期待。

例如，在一些涉及社會道德争议的案件中，法律条文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此时，法官的“义”之判断，就可能成为连接法律与道德的桥梁，引导社会形成更健康的价值共识。

“礼”——规范、秩序，是儒家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现代法治建设中，“礼”可以被视为对社會秩序的维护，对行为规范的遵守。法治本身就是一种“礼”，它通过法律规则来约束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但儒家的“礼”更强调内在的道德自觉和行为的得体性。一个融入了儒家“礼”的法治，不仅要求公民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更鼓励他们形成自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自律，让法律的约束从外在的强制转变为内在的认同，从而降低了执法的成本，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智”——明辨是非，是理性判断的基础。在法律实践中，“智”体现在法官、律師、检察官的专业素养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在复杂案件面前，需要运用智慧去探究事实真相，权衡利弊，做出公正的裁决。现代法治对专业性的要求极高，而儒家所倡导的“致知格物”，鼓励探究事物的本质，这与法律人追求的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精神不谋而合。

“信”——诚信、诺言，是儒家伦理对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法律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关于信用体系的建设，都与“信”息息相关。一个将“信”置于重要位置的法治，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信任，构建和谐的经济和社會关系。

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将儒家伦理融入现代法治，并非要回到古代的宗法社会，也不是要用道德取代法律，而是要發掘儒家伦理中那些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契合的普适性价值，并将其内化到法律的制定、解释和适用过程中。这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智慧，是用中國式的智慧来回应现代法治的挑战，构建更具本土特色、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体系。

这种融合，能够让法律不至于冰冷而缺乏人情味，让法治的实践更具温情，更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它为法律人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化、法律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从而塑造一个更具深度和温度的世界图景。

重塑世界图景：儒教伦理法治的实践张力与未来展望

当法律人开始审视儒教伦理与法治的融合，我们不仅仅是在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更是在为构建一个更具生命力、更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世界图景而努力。这种融合并非一蹴而就，它充满了实践的张力，也蕴含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如何界定“现代儒教伦理”的范畴，避免其被僵化和滥用，是实践中的一大挑戰。儒家思想历经千年演变，其内部存在丰富的多元性。我们所强调的，并非那些已经过时、甚至带有封建糟粕的成分，而是其在现代社会仍具有生命力的核心价值，例如人本精神、和谐理念、秩序构建、诚信原则等。

法律人需要具备高度的辨别能力，在法律的框架内，审慎地吸纳和转化这些积极的伦理资源。例如，在环境法中，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启发我们建立更注重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理念；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儒家对“学”的尊重可以转化為对原创性和创造性的价值认同，進而推动更完善的法律保护。

法律的普适性与儒家伦理的本土性如何平衡，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法治的魅力在于其普适性，即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法律适用于所有人，不因身份、背景而有所区别。而儒家伦理，虽然强调普适价值，但其在具体实践中，又往往带有浓厚的親缘、地缘、业缘色彩。如何在坚持法律的平等性、统一性的又能體现对社会关系的关怀和对社区的責任，是法律人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细细斟酌的。

例如，在处理家庭纠纷时，法律需要明确界限，保护个体合法权益，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儒家文化中对家庭和谐的重视，通过调解等方式，尽量化解矛盾，修复关系，而非一味地对抗。

再者，如何构建一套与现代法治相适應的“礼”的规范体系，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儒家的“礼”更多是一种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而现代法治则更多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如何在法律的刚性框架下，导入儒家“礼”所蕴含的自觉、自律和尊重，使公民在遵守法律的也能自觉提升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感？这需要法律教育的创新，需要司法过程中的示范效应，更需要社会文化的整體引导。

比如，通过普法宣传，不仅讲解法律条文，更要阐释法律背后的伦理价值，让公众在理解法律的也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仁”、“义”、“礼”、“信”的精神。

从更宏观的世界图景来看，当中國式的儒教伦理法治逐渐成熟，它将为世界法治文明的多元化贡献独特的中國智慧。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构建法治时，都面临着如何结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挑戰。中国在探索儒教伦理与法治的结合，恰恰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他山之石”。

例如，一些亚洲國家在发展法治时，或许也能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道路。

对于法律人而言，拥抱现代儒教伦理法治，意味着拓展我们思维的边界，认识到法律并非孤立存在于真空，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之中。這意味着我们要有更深的文化自信，敢于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宝贵的思想资源，并以现代的、科学的方式加以運用。这不仅仅是法律人的职業使命，更是我们对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可持续發展的世界图景的责任担当。

总而言之，从法律人的视角出发，现代儒教伦理法治的构建，是一项充满挑战但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既要坚守法治的普遍原则，又要深刻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通过这种有機的结合，我们不仅能够提升中国法治的质量和效能，更能为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方案，描绘出一幅更具包容性、更富人情味、更富生命力的现代世界图景。

这种融合，让法律不再只是冰冷的规则，而是温暖人心的力量，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繁荣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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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陈文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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