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编辑｜李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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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那颗闪耀的“工业维生素”，缘何牵动全球神经？

2023年，世界仿佛又一次被“稀土”這个词点燃。起因，是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关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随后美国财政部長在公开场合对中国实施稀土出口管制措施表达的“批评”与“关切”。這一消息迅速在国际财经界掀起巨浪，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市场分析师们更是绞尽脑汁解读其中的深意。

稀土，这个听起来并不起眼的名字，却承载着现代工业的未来。它并非土壤中稀有的土，而是17种具有相似化学性质的金属元素的统称。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車，从風力发电机到先进的军事装备，几乎所有高科技產品都离不开稀土的身影。它们如同“工業的维生素”，赋予了现代科技强大的生命力。

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在这一战略资源的版图上占据着举足輕重的地位。

此次事件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稀土资源的战略价值愈發凸显。各国都在争夺对稀土资源的控制权，以确保自身在高科技产業发展中的领先地位。美國作为全球科技和军事强国，对稀土資源的依赖程度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其稀土供应却高度依赖中国。

这种“卡脖子”的局面，自然让美國感到如鲠在喉。

中國的稀土出口管制政策，与其说是针对特定國家，不如说是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量。保护国内资源，推动稀土产业的绿色可持续發展，以及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自身经济利益，都是中国在稀土问题上采取审慎态度的重要原因。此次《规定》的发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一些不规范出口行为的规范和梳理，也是对中国稀土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布局。

美国财政部长的“批评”，可以看作是美国在全球供應链博弈中的一种“施压”策略。它试图通过公开的言论，向中国施加压力，并联合盟友，共同寻找替代中國的稀土供应渠道。这背后，是西方国家对于过度依赖单一资源供应国的担忧，以及对未来地缘政治风险的警惕。

中国政府实施稀土出口管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标志着中國在全球稀土市场上的话语权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掌握了稀土這一战略资源，就相当于握住了现代工業的“命门”。这一举措将迫使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加速寻找多元化的稀土供应来源，从而可能重塑全球稀土供应链的格局。

稀土的开采和加工过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在发展稀土产业的也一直在努力解决环境问题，推动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出口管制或许也包含着敦促全球稀土生產商提高环保标准的意图，引导整个产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發展。

国际社会对此次事件的反应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表示理解，认为各國都有權管理自己的战略资源；另一些國家则表达了担忧，担心这会加剧全球供應链的紧張局势，并可能推高相关产品的成本。

总而言之，2023年关于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讨论，仅仅是全球科技竞争和资源争夺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关乎稀土本身，更折射出大國博弈、产业升级、绿色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等一系列深刻的议题。理解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战略考量，以及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至关重要。

蝴蝶效应还是新均衡？稀土风波下的全球供應链重塑与中國战略

美国财政部长对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批评，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其影响远不止于稀土本身，更在于对全球复杂且脆弱的供應链体系的深远冲击。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资源的较量，更是关于技术主导权、国家安全以及未来经济秩序构建的博弈。

中国政府此次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表述，虽然不是直接宣布新的出口限制，但其“规范”和“收紧”的信号，足以让依赖中国稀土的国家感到警惕。這并非中国首次在稀土问题上展现其战略定力，过往的经验表明，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任何调整，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連锁反应。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实施更加审慎的稀土出口政策，有着多重战略考量。保护国内稀土资源免受过度开采，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稀土储量虽然丰富，但其開采和加工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巨大。通过控制出口，中国可以有更多的時间和资源来发展更加环保、高效的稀土冶炼和分离技术，实现产業的绿色升级。

提升稀土产品的附加值，推动产业链向高端环节延伸，是提升國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长期以来，中國在稀土领域扮演着“原料供應商”的角色，而高附加值的稀土深加工和应用环节，则往往被发达国家所掌握。通过更精细化的出口管理，中国可以鼓励國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再者，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稀土作为戰略性关键矿产，其供應安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国通过对稀土的掌控，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与外部世界进行戰略博弈的筹码，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

这种“卡脖子”的战略，也可能引发“蝴蝶效应”。美國等国对此表现出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全球供应链高度互联，任何一个关键环节的收紧，都可能导致其他地区出现“断链”风险。对于高度依赖稀土的西方國家而言，寻找替代供应源的紧迫性被大大增强。这可能会加速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例如在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等地，对稀土矿产的勘探、开发和投资，试图建立起“去中国化”的供應链。

但建立一条全新的、成熟的稀土供应链，并非一蹴而就。稀土的开采、分离和提纯技术门槛高，且往往伴随严重的环境挑战，這使得其他国家在短期内难以迅速弥补中国的供应缺口。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在稀土供應领域仍然将扮演重要角色，但其话语权和议价能力无疑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次事件也可能成為推动全球稀土市场向更加均衡、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催化剂。各国可能会更加重视稀土的回收利用，发展低稀土或无稀土替代技術，以减少对特定资源的依赖。國际社會可能會呼吁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稀土资源开发和贸易规则，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对于中國而言，如何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平衡好全球供應链的稳定，避免过度地缘政治化，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以及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國际合作，中国或许能在全球稀土格局的重塑中，找到一条既能保障自身利益，又能促進全球共同发展的道路。

总而言之，2023年美国财长对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批评，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全球供应链重塑、科技竞争加剧以及资源战略博弈的集中体现。它既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深刻挑战。未来的稀土市场，或许将迎来一场新的“大洗牌”，而中国能否在这场变革中，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并将“稀土”这颗工业明珠，打造成推动自身经济腾飞和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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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宪法的诞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成熟程度，更深刻地反映了该国的历史走向与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领导起草一部宪法，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一创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中国化创新，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回溯历史的长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变革。在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背后，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构建的深邃思考和不懈努力。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份纲领，在党的领导下，汇聚了各方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方略。它不仅仅是一份政治宣言，更是对未来国家制度框架的一次初步勾勒，其中蕴含的宪法精神，为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起草埋下了伏笔。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国家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如何将人民民主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制度以及国家发展的方向，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一历史性的课题，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党的第一次独立领导宪法起草，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是党对国家建设规律深刻认识的必然结果。

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起草工作。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主持和领导下，成立了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汇聚了当时党内和国家各方面最优秀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法律专家。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处理国内国际的各种复杂关系，需要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更需要将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根本法。

起草过程充满了探索与创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党充分吸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经验，借鉴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实践，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国情。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与各界人士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贯穿于宪法起草的每一个环节，保证了宪法草案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宪法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党内党外、朝野内外，都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不仅仅是一次法律文本的打磨，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动员。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国家根本大法的制定中来。这种开放、民主、包容的起草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也为宪法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领导宪法起草，党所展现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这次历史性事件中最宝贵的财富。党不仅要起草一部宪法，更要通过宪法，确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这不仅是对国家政权的顶层设计，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指引。

历史的镜头聚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充满激情与奋斗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宪法起草，是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全新探索，是对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集中展现。它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石，为之后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保障和政治引领。

这次成功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领导国家治理、制定法律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党首次领导宪法起草的实践，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实践，它不仅仅是制定一部法律条文，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和国家发展道路的系统性阐释与固化。这一历史性的创举，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更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蕴含的经验和智慧，至今仍闪耀着光芒。

在宪法起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其独特的理论创新能力。面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复杂国情的东方大国，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形式予以体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党在起草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作为指导思想，又高度重视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将这些宝贵的思想成果，有机地融入到宪法的条文中。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已经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根本法的层面。

其中，关于国家性质的规定，尤其体现了党在理论上的突破。明确提出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准确地概括了新中国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基础，更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地位。这种对国家性质的科学界定，为后来的政治制度设计、法律体系构建，以及国家发展方向的确立，都提供了根本性的依据。

党在起草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宪法的制定，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福祉。在起草过程中，党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确保宪法的内容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宪法起草这样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这部宪法真正成为了一部“人民的宪法”。

党对宪法起草的领导，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方向的把握上，更体现在对具体法律条文的精雕细琢上。从国家机构的设置，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再到国家发展的基本方针，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党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对国家根本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独立领导宪法起草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壮大的生动写照。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能领导国家进行和平建设，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国家制度。这次成功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日后制定和修改宪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党首次领导宪法起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要素。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巩固和加强其执政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回望历史，党首次领导宪法起草，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构建了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法律框架，更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实践所展现出的理论勇气、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宝贵财富。它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胡舒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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