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11-10,renminwanghsdfuikgbisdbvjuiwegwrkfj

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成品人”：标准化人生，稳稳地幸福？

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学有所成”，这背后其实就藏着“成品人”的影子。成品人，顾名思://a.hiphotos.baidu.com/niu/pic/item/b7003af33a87e9506855633a27381f30e924fc14.jpg是一种在社会既定框架和期望下，经过系统性的学習、培训和发展，最终达成某种“标准”或“型号”的个体。

他们像是经过精心设计和批量生产的商品，拥有相似的知识体系、技能组合，以及在某个领域内被广泛认可的专业能力。

想象一下，一个程序员，他熟练掌握了至少两种主流编程語言，能够独立完成复杂的软件开发项目，并且拥有良好的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一位医生，他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医学学位，掌握了精湛的医术，能够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再或者，一位教师，他拥有扎实的学科知识，懂得教学方法，能够将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成品”，是社会運转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成品人”的形成，往往离不开一套清晰可见的路径。从学校的九年义务教育，到大学的专业深造，再到职场的层层晋升，每一个阶段都像是一个“加工”环节，将原材料（我们自己）塑造成符合市场需求的“成品”。他们的成功，常常体现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家庭稳定等方面。

他们拥有稳定的工作，體面的收入，能够负担起舒适的生活，并且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较高的认可度。这种“稳稳的幸福”，是“成品人”最直观的體现。

“成品人”的背后，也可能潜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当社會对“成品”的定义趋于单一，个體的独特性和创造力就容易被压抑。如果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完全按照既定的模版进行，一旦遇到框架之外的挑战，就可能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习惯于在既定的规则内解决问题，而对于那些没有明确答案、需要打破常规的情况，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

“成品人”的价值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评价体系。他们可能更在意他人的看法，追求社会普遍认可的成功标准，而不是从内心深处挖掘自己的真正需求和热爱。一旦外部评价发生变化，或者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再需要“这个型号”的“成品”，就可能面临身份危机或价值失落。

更深层次地看，“成品人”的培养，更侧重于“知识”和“技能”的习得，而对“心智模式”和“内在品格”的塑造，可能相对较少。他们可能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但未必具备深刻的洞察力；他们可能掌握高超的技巧，但未必拥有强大的内心韧性。当生活的风浪袭来，当遭遇挫折和失败，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来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

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地否定“成品人”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合格的“成品人”都是经过艰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才达成的。他们拥有扎实的專业基础，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也為自己赢得了安稳的生活。很多时候，成为一名优秀的“成品人”，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正如一个制作精良的家具，它能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并且在美观和实用性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成品人”代表了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为了融入群体、实现基本价值而付出的努力和达成的状态。他们是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齿轮，是承载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或许没有惊世骇俗的创新，但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和勤恳，构筑了社會稳固的基石。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清晰可見的成功路径，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成品人”的理念，强调的是一种“完成”和“达标”的状态。它让我们在人生的早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去追寻。这种目标导向，能够帮助我们集中精力，克服惰性，不断学习和提升。可以说，“成品人”是人生旅途中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站点，它让我们在纷繁的世界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也为我们未来的进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础。

“精品人”：极致的雕琢，内在的丰盈

与“成品人”强调的标准化和普适性不同，“精品人”则是一种追求极致、独具匠心、由内而外散发独特光芒的个体。他们不是批量生产的商品，而是经过反復打磨、精雕细琢的藝術品。他们的价值，不仅仅體现在外在的成就，更在于其内在的深度、独特性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悟。

“精品人”的形成，往往不是遵循一套现成的模版，而是源于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对卓越的渴望，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探索。他们可能不会满足于仅仅掌握一门技能，而是会深入挖掘这项技能的精髓，并将其与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创造力相结合，形成独一无二的风格。

他们可能不拘泥于现有的知识体系，而是会质疑、挑戰，并在批判性思维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精品人”的核心差异，體现在其“心智模式”和“内在品格”上。他们拥有强大的自我认知能力，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能不断反思和调整。他们拥有高度的内在驱动力，不會轻易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追求与自己价值观相契合的目标。他们拥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能够承受失败的痛苦，并在挫折中汲取教训，变得更加强大。

他们拥有开放的心态，能够接纳不同的观点，并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精品人”的价值实现，更多地體现在精神层面和对世界產生的深远影响。他们可能不是最富有或最有權势的人，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深度和创新精神，能够启發和影响更多的人。他们可能是某个领域的先驱者，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为人类文明的進步贡献力量。他们可能是生活中的智者，用自己的智慧和生活态度，为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启迪。

一个“精品人”可能是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技法的展示，更是其内心世界的映射，能够触动观者的灵魂。他可能是一位科学家，他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荣誉，更是为了揭示宇宙的奥秘，推动科学的边界。他可能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思考不仅仅是理论的构建，更是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引人深思。

“精品人”的形成，是一个持续不断自我超越和打磨的过程。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時间和精力，去深入钻研、去反复实践、去不断试错。他们不怕犯错，因為他们知道错误是通往卓越的必经之路。他们拥抱挑战，因为他们知道挑戰是激发潜能的催化剂。他们不断挑战自己的舒适区，在逆境中寻找成長的契机。

“成品人”与“精品人”之间，究竟是泾渭分明的对立，还是相互关联的递进？事实上，两者之间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和内在的递进关系。

“成品人”可以说是“精品人”的基石和起点。成为一名合格的“成品人”，意味着你已经具备了在某个领域立足的知识和技能，你已经能够为社會贡献价值，并为自己赢得一份安稳的生活。这為你进一步追求“精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成品”的积累，很难谈及“精品”的升華。

“精品人”则是“成品人”的超越和升华。当一个人在成为“成品”的基础上，不再满足于现状，而是开始追求更深层次的自我实现和价值创造，開始注重内在的打磨和品格的塑造，那么他就可能朝着“精品人”的方向迈进。這种升华，是对“成品”的重新定义，是将标准化变成个性化，将普适性变成独特性。

“成品人”更侧重于“能做什么”，而“精品人”则更侧重于“为什么要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好”。“成品人”的价值体现在其功能性和实用性，而“精品人”的价值则体现在其独特性、创造性和深刻性。

在人生的這场修行中，我们或许都曾在不同的阶段扮演过“成品人”的角色，也都在内心深处渴望成为一名“精品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超越自我，雕琢自己。

成為“成品人”，是为了在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基本的价值；而追求“精品人”，则是為了在这个基础上，活出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成为那个独一无二、闪闪发光的自己。最终，我们所追求的，并非仅仅是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成品”，而是成為一个不断打磨、持续精进的“精品”，在生命的画布上，绘就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精彩篇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方保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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