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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青云》“卡学历”到城市抢人大战学历歧视背后的资源分配密码

陈易晋 2025-11-03 09:47:31

每经编辑｜阿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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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作为一部现象(xiang)级的网(wang)络小说及其改编的电视剧，其“卡学历”的情节，无疑触碰了当下社会一个敏感的神经。剧中(zhong)，主角范闲凭借其出色的能力和智谋，在那个等级森严、以“言冰语”为代表的“鉴查院”中崭露头角，但他最初的进入，却受到了一系列来自官方(fang)的、近乎“卡脖子”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其中便不乏对个人“出身”、“背景”甚至“学识”的严苛考量。

这在虚构的古代背景下，或许只是(shi)一(yi)段跌宕起伏的剧情设计，但将其置于当下现实语境中审视，却让人不寒而栗地看(kan)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影子——我们正在经历一场(chang)由学历主导的、无声的“卡脖子”行(xing)动。

从“卡学历”到“抢人才”，现实的剧本似乎与(yu)《庆余年》的情节异曲同(tong)工，只是(shi)舞台从虚构的庆国转移到了真实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近年来，我们目睹了一场又一(yi)场愈演愈烈的“城市抢人大战”。从一线城市(shi)到新一(yi)线城市，再到(dao)一些县级市，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各地纷纷(fen)推出力度空前的优惠政策，而其中(zhong)最核心、最直接的“敲门砖”，往往就是学历。

高学历人才，尤其是博士、硕士，成为了各大城市争相(xiang)追逐的“香饽饽”。落户、购房补贴、创业扶持、子女入学……几乎所有能想到的福利，都倾斜(xie)向了他们。

这股“抢人大战”的背后，隐藏着城市发展的焦虑与野心。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各城市都渴望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驱动创新，培育新动能，提升城市竞争力。学历，作为当前社会普遍认可的、衡量个体智力、学习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指标，自然(ran)而(er)然地成为了城市衡量“人才”的最便捷、最量化的标准。

就像《庆余年》中，鉴查院需要筛选出最精锐的力量来执行任务，城市也需要(yao)最“硬核”的“敲门砖”来吸引最能为城市创造价值的个体。

当学历被奉为“圣旨(zhi)”，当(dang)“唯学历论(lun)”甚嚣尘上，隐藏在“抢人(ren)大战”和“卡学历”背后的，是愈发严重的资源分配问题。学历本身就与教育资源紧密相关。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长(zhang)期以来呈现出区域性、结构性的不均衡。顶(ding)尖大学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而这些城市往(wang)往也是经济(ji)发达、生活成本(ben)高昂的地区。

这意味着，能够获得高学历的群体，本身就与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优越的家庭背(bei)景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当城市以学历为主要标准来分配公共资源和发展机会时，无形中就加剧了这种不均衡，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拥有高学历的人更容易获得城市资源(yuan)，从而进一步巩固其优势地位，而那(na)些学历不占优的个体，则可能被挡在城市发展的大门之外，甚至在原有的社会阶层中难以向上流动。

学历歧视并非新(xin)鲜事，但近年来(lai)的“抢人大战”使其变得(de)更加公开化、制度化。招(zhao)聘市场上的“名校情结”、“硕士门槛”已是常态，而在城市层面，学历更(geng)是直接与户籍、购房、就业等关键资源挂钩。这不仅压缩了非名校毕业生、专科生、甚至优秀的中职生的发展空间，也可能导致一部分在实践中能力出众、贡献显著的“非典型人才”被忽视。

当一个社会的评价体系过度依赖于一(yi)张文凭，当社会资源分配的“指挥棒”指向学历，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在平凡(fan)岗位上默默奉献、拥有独特技能和创造力的人，可能因为缺乏(fa)一张“高学历”的通行证，而与更好的发展机会失之交臂。

更深层次来看，学历与(yu)户籍制度(du)的结合，构成了另一重(zhong)资源分配(pei)的“隐形围墙”。很多城市的人才政(zheng)策，虽然强调学历(li)，但同时也与户籍制度挂(gua)钩。在(zai)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一线城市，学历成为了获得落户资格的“敲门砖”，而一旦获得户籍，则意味着能够更方便地享有购房、子女教育、医疗(liao)等一系列(lie)与城市资源息息相关的(de)福利。

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学历为杠杆的户籍优化(hua)”，它变相地将一些拥有高学历但非本地户籍的人群，通过一种“精英化”的方式纳入城市(shi)体系，而(er)对于那些没有高学历但同样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群体，则可(ke)能继续被边缘化。这背后，是对城市发展动能的考量，更是对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的现实权衡，但也难免引发对机会公平的拷问。

《庆余年》中的“卡学历”情节，或许(xu)仅仅是作者的艺术想象，但它所映射(she)出的现实困境，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正在见(jian)证，学(xue)历，这本(ben)应是个人学习能力和知识积累的证明，却在现实中被异(yi)化为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硬通(tong)货”，一种城市发展(zhan)的“通行证”，甚至是一种加剧阶层固化的“隐形壁垒”。

当“卡学历”的幽灵在现实中游(you)荡，当“抢人大战”的硝烟(yan)弥漫，我们必须(xu)审视，这(zhe)种以学历为导向的资(zi)源分配模式，是否正在扼杀更多元化的价值，是否正在透支社会的创新活力，是否正在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当我们深入剖析“卡学历”背后的资源分配密码，我们发现，它并非仅仅是(shi)一(yi)个简单的“唯分数论”的问题，而是一(yi)套复杂交织的利益博弈、发展逻辑与社(she)会结构的综合体现。城市抢人(ren)大战，以学历为名义，实则是在进行(xing)一场关于未来发展权、公共资源占有权和城市生活品质的争夺。

这种争夺，不可避免地会将社会本就存在的资源倾斜和不平等，以一种更具(ju)“正当性”的外(wai)衣，堂而皇之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学历成为了衡量“投资回报率”的(de)最快指标(biao)。当政府投入公共资源吸引人才时，其本质上是在进行一项“人才投资”。相比于需要长期观察和评估的实际能力、创新潜力、社会贡献等，学历提供了一个立即可见的“标准”。高学历人群，尤其是名校(xiao)毕业生，通常被认为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li)，他们更有可能在科研、技术、管理等高附加值领域做出贡献，从而带动城(cheng)市产业(ye)升级和经济增长。

因此，城市愿意付出高昂的“学历(li)补贴”来“抢夺”他们(men)，这就像企业在商场上，愿意花大价钱引进某个(ge)拥有(you)明星资质的代言人，以期迅(xun)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这种逻辑，在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当下(xia)，显得“合情合理”，但也恰恰暴露了对其他价值的忽视。

这种“以学历为导向”的资源分配，必然会挤压其他(ta)路径的上升空间。当(dang)城市将有限的资源，如购房补贴、创业资金、落户名额，大量倾斜给高学历人才时，那些学历(li)不高但同样拥(yong)有创业激情、技术专长或服务精神的(de)群体，其机(ji)会成本就会被大大提高。例如，一位在制造业一线拥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工人，或者一(yi)位提供接地气服务的个(ge)体经营者，他们可能对城(cheng)市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甚至在满足民生需求(qiu)方面(mian)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他们往往难以获得与高学历人才同等的政策倾斜。

这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能力导向”、“贡献导向”悄然转变为“学历导向”，从而可能导致人才评价的单一化和片面(mian)化。

学历背后(hou)的“隐形门槛”远不止于学业本身(shen)。它还与家庭经济(ji)能力、社会资本、教育资(zi)源(yuan)获取能力(li)等深度绑(bang)定。名校的学费、生活费，本身就是一笔不(bu)小的开销，能够负担(dan)起这些费用的家庭，通常也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良好的家庭教育、社会关系网络，也(ye)能为子女提供更(geng)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资源(yuan)，帮助他们在竞(jing)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脱颖而出。

因此，当(dang)城市以学历作为主要(yao)吸引标准时，实际(ji)上是在某种程度上，优先吸引那些本身就来自于相对优势阶层的个体。这(zhe)使得“抢人(ren)大战”在(zai)看似“公平竞(jing)争”的外表下，更像是一场“优势(shi)群体”的再分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de)固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学历歧视可能会催生一种“学历焦虑”的社会氛围。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多的人将不得不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dao)追(zhui)求更高的学历上，即使这可能并非他们真正感兴趣或擅长(zhang)的领域。长此以往，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学习动机从“兴(xing)趣(qu)驱动”转变为“功利驱动”，教育的本质被扭曲。

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获得高学历的人，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被边缘化的情绪，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该如何破局？“卡学历”和“抢人大战”所折射出的，是对更公平、更多元、更包容的人才评价和资源分配机制的呼唤。

第一，需要打破“唯学历论”的僵局，构建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xi)。城市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应更加注重实际能力、工作经验、创新成果、社会贡献等多个维度。可以考虑设立“以岗定才”、“以能力(li)定才”的评价标准，对于(yu)技能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服务(wu)型人才，给予同等甚至更高的政策支持。

鼓励企业和机构建立更科学(xue)的人才评估(gu)机制(zhi)，避免(mian)简单地将学历作为“一(yi)票否决”的条件。

第二，需要关注教育资源的均衡(heng)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学历不均的问题。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jia)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让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能够享有公平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拥有更公平的(de)起点。这需要长期的、系统的努力，但却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石。

第三，城市发展战略需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增长”，而非仅仅依靠“外延式”的人才引进。除了吸引高学历(li)人才，更应关注如何培养和留住本地人才，如何提升现有劳动(dong)力的技能水平，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为所有市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一个城市的(de)发展，最终依赖于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li)和幸福感，而非仅仅是少数“精英(ying)”的聚集。

第四，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让非高学历人群也能分享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即使在人才引进政策中(zhong)，也应考虑设置一定的普惠性政策，或者在(zai)其他社会福利方面，不设置过高的学历门槛，确保所有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市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庆余年》中的“卡学历”或许只是一个引子，但它引发的关于资源分配的讨论，却触及了我们社会发(fa)展中一个至关重要(yao)的问题。当学历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yi)标尺，当(dang)城市不再仅仅以学历作为吸引人才的“通行证”，我们才(cai)能真正(zheng)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充满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