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年会

当地时间2025-10-18

初遇“臭脚团”，噩梦的开始

中学二年级那年，我们班里转来了一个叫小雅的女生。她个子高挑，皮肤略黑，总喜欢把校服裤子卷到脚踝，露出一双脏兮兮的白色运动鞋。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总跟着三四个女生，她们自称“臭脚团”，因为总不换袜子，走路带风时确实能闻到一股酸臭味。但没人敢笑话她们，因为她们是全校出了名的小霸王团伙。

我性格内向，成绩中等，是那种老师记不住名字、同学也不会多看一眼的普通学生。本以为能安然度过中学生涯，却因为一次值日时的偶然冲突，被小雅盯上了。那天我拖地时不慎把水溅到了她的鞋上，她当场踹翻了水桶，揪着我的衣领说：“你等着，这事没完。”

从第二天起，我的噩梦正式开幕。她们把我堵在厕所、楼梯间，甚至放学后的小巷子里。起初只是推搡和辱骂，后来变本加厉。最让我恐惧的是“打脚枪”游戏——她们逼我跪在地上，用脏鞋底踩我的脸，还必须大声数着“一枪、两枪……”。若数错了或哭出声，就会换来更狠的踹踢。

那段日子，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胃绞痛。

我曾试过告诉班主任，但老师轻描淡写地说“女生之间打闹很正常”。父母工作忙，见我成绩没下滑，也就没多问。我渐渐学会沉默，在日记本里写下：“今天又被打了七枪，左边脸颊被鞋印磨破了皮。”

扭曲的“规则”与无声反抗

“臭脚团”甚至给欺凌制定了规则：每周一、三、五是“固定游戏日”，而我需要提前替她们写作业、买饮料作为“参与费”。她们用手机录下我的窘态，威胁说如果我不听话就把视频发到网上。现在回想，那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游戏——通过羞辱他人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奇怪的是，我居然慢慢习惯了这种扭曲的生活节奏。甚至开始研究如何让她们“踩得轻一点”：比如故意穿厚外套减少疼痛，或者提前在口袋里藏好纸巾用来擦脸。这种可悲的适应力，如今想来让人心酸。

转折点发生在一次体育课上。我们班和隔壁班打篮球赛时，小雅意外扭伤了脚踝。所有人围着嘘寒问暖，我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她单脚跳着经过我身边，突然低声说：“喂，扶我去医务室。”那一刻我愣住了——这是她第一次用近乎正常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鬼使神差地搀住了她的胳膊。路上她突然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校长？”我苦笑着反问：“说了有用吗？”她沉默了很久，直到医务室门口才嘟囔了一句：“其实我们以前也被这样欺负过。”那一刻，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脆弱。

真相与和解的曙光

那次意外之后，“打脚枪”游戏莫名停止了。小雅依然带着她那帮姐妹横行霸道，但不再针对我。有时甚至在走廊相遇时，她会对我微微点头。后来我从其他同学那听说，小雅初中时曾被高年级学姐长期欺凌，甚至被迫舔过别人的鞋底。“臭脚团”的暴行，某种程度上是她对过往创伤的扭曲复制。

毕业前最后一个月，学校组织了一场反霸凌主题活动。在匿名倾诉环节，我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没想到的是，小雅竟然也提交了一张纸条：“我曾经伤害过一个同学，因为我觉得痛苦就该传递给更多人。现在我知道错了。”

活动结束后，她在操场角落拦住了我。我们第一次平等地对话。她说：“那时候觉得你软弱好欺负，就像当年的我。但你知道吗？你比我们任何人都坚强——至少你从来没有变成欺负别人的人。”她顿了顿，又说：“你那会儿数‘脚枪’的声音，其实每次都在发抖，但从来不会求饶。

”

那一刻我突然释然了。原来在这场扭曲的权力游戏里，她始终注意着我的抵抗——哪怕只是沉默的、颤抖的抵抗。毕业典礼那天，我们像大多数同学一样拍了合照，她没有笑，但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张照片我至今留着，背面写着一行字：“致不曾屈服的我们”。

走出阴影，拥抱光明

现在回想那段经历，我依然会心悸冒汗。但时间给了我新的视角：校园暴力中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施暴者用伤害他人来掩盖自己的伤口，受害者则在多年后仍需与PTSD抗争。去年同学聚会时，我听说小雅去了南方打工，曾经嚣张的“臭脚团”成员大多碌碌无为。而我从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成为青少年心理咨询师。

每当面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孩子，我都会告诉他们：“疼痛会过去，伤疤会淡去，但你选择不变成施暴者的那份尊严——永远闪光。”去年冬天，我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面写着：“对不起，谢谢。”我猜那是小雅寄来的。我们没有再见面，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已经发生。

这段往事教会我：黑暗的经历可以是毒药，也可以是解药。如今我能够坦然谈起“打脚枪”的故事，不是因为伤痛已消失，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当年那个数着“脚枪”却不肯哭出声的少年，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握着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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