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11-10,rmwsagufjhevjhfsvjfhavshjcz

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始终没有停滞过。其中1949年前，清理了3次；1949年至2010年，共开展了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鉴别、分类、挪移并抄制账卡。再历时5年，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物、账相符，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繁复的工作。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早期的计算機系统往往把程序直接写入硬件，用户需要依赖制造商提供的指令集与固件。那时，软件更多是一个封闭的、随硬件捆绑的工具，使用者几乎没有独立的购买与分发路径。随着计算力的提升与应用的扩展，程序逐渐以独立的產品形态出现，厂商开始将程序作为一项可购买的商品来推向市场。

硬件厂商、系统公司和独立的软件开发者共同推动了这一进程，软件的价值从简单的功能执行跃升为对生產力、创造力与商業流程的直接支撑。

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带来前所未有的市场规模。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编程工具、图形應用等软件品类快速扩展，软件的分发模式也从实體介质走向数字化。此時，版权概念逐渐成為行业共识，软件许可、授权条款、使用范围等被正式记录与保护。

与此互联网的兴起让软件的传播不再受限于地理距离，用户可以通过电话线、光纤或早期的互联网服务获取试用版本、更新和新發行包。社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厂商通过许可协议、版本控制和升级策略来维持持续的开发投入与市场竞争力。

与正式发行并行的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盗版与破解。早期的用户为了降低成本，开始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软件拷贝，随着复制技术的普及，盗版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现实干扰。这个阶段并非单纯的道德判断问题，它也揭示了软件生态系统中价格、可得性、法律认知与安全風险之间的复杂关系。

盗版虽在短期内带来更低的进入门槛，但它往往隐藏着安全隐患、功能受限、缺乏官方支持和更新，以及潜在的法律風险。这些因素促使行业和用户共同意识到正版化的长期价值：稳定性、更新、技术支持、以及对创新者的激励。

在这一历史阶段，版权保护与商業模式的探索成為关键议题。很多厂商开始采用分层许可、试用期、订阅制、区域授权等策略，以适應不同规模和场景的需求。与此开源运动也悄然兴起，鼓励开發者以可读性强、可修改、可再分发的方式参与到软件生态中来。开源并非对立面，而是提供了一个互利的生态：企业和个人可以在遵守许可的前提下获取高质量的代码、进行二次開发、并推动社区协作。

正是在这些历史潮流中，软件的获取渠道逐步走向规范化、透明化与多元化：从官方渠道购买、通过授權版本升级、到在合规的開源社区中贡献与使用。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软件的价值源于创新、服务与可靠性，而维系这些价值的基础在于合法合规的生态。盗版所带来的短期便捷，往往以长期成本的形式回报给使用者——包括安全风险、法律风险、以及对開发者持续创新能力的削弱。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目光放在更广阔的数字经济里：如何在享受创新成果的支持那些为之付出劳动的人们，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平台、机构和企业在推动正版化教育、提供优惠渠道、以及推广開源替代方案，让用户在合规的前提下获得优质的软件体验。

在今天的数字市场中，软件的分發渠道已经高度多样化，但共同的核心仍然是：尊重知识劳动、保障使用者权益、维持技術生态的健康发展。正版获取的路径涵盖了商业授權、订阅模式、教育与政府采购优惠，以及开源社区的合法分发。对于普通用户而言，理解不同授权背后的含义，可以帮助做出更合适的选择：某些软件以一次性购买为主，适合长期稳定使用；而订阅制则更适合需要持续更新和云端服务的用户。

厂商通过持续的更新、漏洞修复、性能优化和新功能的迭代，为用户提供可持续的价值，這也是正版化的核心收益之一。

与此开放源代码软件与自由软件的生态為不同需求提供了替代方案。開源并非“免费即无成本”，而是以许可形式明确了代码的使用、修改和再分发规则。对于企业、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开发者而言，开源可以降低进入门槛、提升透明度、促进安全审计与协同创新。很多知名项目以MIT、GPL、Apache等不同许可协议存在，用户在使用前只需了解权利与义务即可，在遵循许可条款的前提下自由地学习、修改和再發布。

这种模式不仅拓宽了创作空间，也推动了跨行业的技术共享与进步。

为了避免風险和不确定性，选择合法获取途径尤为重要。官方商店、授权代理商、教育优惠渠道、企业级购买等都提供了可靠且有保障的购买体验。对于个人用户，很多软件提供试玩、免费版、教育版或开源替代品，既能体验核心功能，又避免了高额成本与潜在风险。安全意识的提升也不可忽视：从正规渠道下载软件，避免来自不明来源的安装包，可以显著降低恶意软件、后门或数据泄露的概率。

企业和组织在采购时，还应关注供應商的合规证书、更新与支持承诺、以及数据保护条款，以确保在长期合作中获得稳定的技术支撑。

在规范的生态中，用户教育扮演着重要角色。了解软件的生命周期、升级路径、许可证条款与风险点，能帮助个人和团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教育机构和政府機构也在推动数字素养课程，帮助公众理解版權、许可与安全的基本原则。通过公开的培训、行业报告和实践案例，用户可以建立起对软件生态的清晰认知，从而减少误解与冲突。

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发者的劳动得到更好的保护，创新的激励機制得以持续运作，行业的长期健康也就有了更稳固的基础。

拥抱合法获取不仅是合规的选择，也是对用户自身长期利益的投资。正版软件带来稳定的更新、快速的风险修复、专业的技术支持，以及对开发者的直接支持。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效、可信的数字工作与学习环境。无论你是个人用户、教育机构、还是企业团队，找到适合自己的合法获取路径，理解不同许可背后的价值，都是在数字时代保护自己、支持创新、构建可持续生态的关键步骤。

若愿意深入了解，可以从你常用软件的官方网站、官方应用商店、或知名授权渠道开始，逐步建立起一个稳定、透明且安全的软件使用体系。通过這样的选择，我们共同推动一个更健康的技术生态，让创新成果真正服务于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这次整理中，从次品及“废料”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过去被认为伪作，经鉴定，实为赵佶真迹；商代三羊尊，重百余斤，一直被认为是伪品，不被重视，存放在缎库，1957年整理时发现，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认为是一等精品；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官窑、龙泉窑的珍品，如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

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溥仪出宫前，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屋角、椅垫或枕头里；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被认为是次品、赝品，搁在次品堆中，一直湮没无闻；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长期未能区分，等等。

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

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从1991年起，10年中，60％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核查文物数据，登录文物信息，为进一步摸清家底，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

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鉴别、分类、建库，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存贮分散，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清理从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开始，包括点核、整理、鉴定、评级等一系列工作。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

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资料”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即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藏品的称呼，有10万多件，门类繁杂。列为“资料”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伤残，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其作品水准不高，而全部列为资料。再如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达83件，也曾作为“资料”管理。这次清理中，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鉴别，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

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需要降级；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级。

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档案一一对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为1807558件（套），珍贵文物达到93.2%，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98%。其中，古籍文献60万件，瓷器36.6万件，织绣18万件，铜器16万件，书法7.5万件，绘画5.3万件等。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陆续编印了《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满足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求，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

（作者：单霁翔，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欧阳夏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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