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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童年的世界总是充满奇迹和想象。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男孩李伟正坐在院子里，他的视线被一辆崭新的大车吸引得紧紧的。那是一辆鲜绿色的农业拖拉机模型，虽然缩小了，但细节却做得非常逼真，每一车轮的转动都像真的一样。从第一次看到它的那一刻起，李伟的心就不能平静了。

他的妈妈知道孩子的心思，她轻声对李伟说：“宝贝，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你可以和它一起玩，想象自己是一个农场主，驾驶着大车耕种田地。”这句话，讓李伟眼睛一亮，兴奋地抱起大车，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场主人。

玩伴除了大车，李伟的房间里还有一匹毛绒小马，它是他最喜欢的玩具。小马体型不大，但造型活泼可爱，身体是柔软的毛绒材质，眼睛明亮有神，似乎能说会道。每当疲惫或心情不好时，李伟就会抱起小马，静静地依偎在一起。

那天，李伟玩着大车，又抱着小马，他在想象中驾驶着大车在金色的麦田里撒下一片希望，又在梦中和小马一起驰骋在绿油油的草原上。此时的他，童真的心灵与想象的自由，让他感受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

妈妈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中充满了喜悦。她知道，对于一个小男孩而言，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伙伴。每一辆大车都代表着他的梦想，每一只小马都陪伴着他学会关爱与责任。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男孩在玩耍中学习，他学会了如何驾驶大车耕地，也逐渐懂得了责任感和坚强。大车不仅让他体验了劳动的乐趣，还让他理解到了合作与耐心的重要。而那个小马，不仅仅是童趣的象征，更象征着温柔和陪伴，提醒他无论成長多快，都要带着一颗善良的心。

在这些平凡而温馨的日子里，李伟的童年变得丰富而有意义。而他的妈妈，看着日渐長大的儿子，内心无比欣慰。她知道，只要有爱和陪伴，无论未来有多遥远，童年的记忆都将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宝藏。

随着时间的流逝，李伟逐渐長大，但那些属于童年的片段，并没有随风而去。每当遇到困难或心情低落时，他依然会抱起那只小馬，轻轻抚摸，仿佛找到了童年最纯真的力量。他知道，那些玩具代表的不仅仅是快乐，更是勇气与希望的符号。

而那辆大车，又在他的记忆中变得不同了。它不再只是一个玩具，而成为了他成长的见证者。记得有一次，李伟遇到了一次家庭的困難，他觉得十分无助。那天，他在房间里推着大车，仿佛自己能用手中的力量扛起所有的压力。妈妈看着他，微笑着走过来，輕輕握住他的手：“无论遇到什么，只要心中有希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那一刻，小男孩的眼眶微微泛红，但心里却多了一份坚定。

在成長的道路上，小马和大車成了他心底的两座灯塔。小马带给他温暖和柔软，让他学會如何去爱与被爱；大车教会他责任和坚韧，讓他了解到成长意味着承担与努力。這些成长的故事，逐渐融入他的生命中，成為他面对未来挑战的力量源泉。

如今，李伟已经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他经常带着自己儿时的玩具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每次站在讲台上，他都喜欢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也学会珍惜童年，学会用想象力去探索世界。

他的孩子们喜欢听他讲述那只会说话的小马和那辆能飞奔的超级大車。孩子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他们似乎也在期待着自己童年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童真和梦想依然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那只小馬和那辆大车，永远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每位父母，也都希望自己的宝贝能像李伟小时候一样，拥有一段纯粹的童趣时光。也许，最美的成長，就是在那些简单的玩具和温暖的陪伴中，学会爱、学会坚强、学会做自己。这些简单的快乐，才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这段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玩具的故事，更是关于爱与成长的故事。它提醒我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心中的童真永远不会褪色。只要心怀善良与梦想，就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童趣中茁壮成长，愿每一位家长都能陪伴在身边，用爱点亮他们的童年。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图片来源：一点资讯记者 吴志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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