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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梁秋坪、李楠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日举行记者会，发言人王翔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10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污染防治编草案、生态环境法典法律责任和附则编草案拟提交二次审议。

王翔介绍，2025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污染防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作以下主要修改：一是充实污染防治工作总体要求，增加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的内容。二是加大农业农村污染防治资金保障力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三是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四是完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标准，加强重型货车大气污染防治和机动车船等排放检验造假的监管，明确船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等监督检查要求。五是增加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的内容。六是进一步加强进入内河船舶的水污染防治。七是完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标准，强化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八是明确取得放射性污染监测机构资质的条件。九是完善化学物质污染防治制度。

回归原始的召唤：当“返璞归真”遇上现代生活的重压

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返璞归真”的口号似乎总能轻易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刷着社交媒體上精心修饰过的田园风光，看着电视里宣传的“慢生活”方式，我们不禁會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一种更简单、更纯粹的生活？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渴望与诉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生活的巨大压力是催生“返璞归真”思潮的重要土壤。从激烈的职场竞争，到高企的生活成本，再到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现代人普遍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如同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我们的身心，讓我们渴望挣脱，寻找一个能够喘息、能够获得宁静的港湾。

于是，“返璞归真”便成了一种理想的避风港。它承诺着摆脱物质的束缚，远离尘嚣的喧嚣，回归到一种更本真的状态。那些关于“诗和远方”的描绘，仿佛能瞬间治愈我们被都市钢筋水泥压抑的灵魂。

消费主义的盛行与反噬，也在无形中推波助澜。商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新的消费热点。“天然”、“有机”、“手工”、“復古”等标签，成为了商品吸引消费者的利器。我们看到，高价的有机蔬菜、限量版的手工制品、精心设计的“怀旧”風格家居，都迎合了部分消费者对“返璞归真”的向往。

这种“返璞归真”的背后，往往是一种新的消费主义的包装。我们用金钱去购买那些被赋予了“纯粹”和“自然”光环的產品，试图通过物质的置换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这其中，也隐藏着一种微妙的心理：通过消费“返璞归真”的符号，来彰显自身的品味、格调，甚至是一种对“主流”消费模式的某种程度的“反叛”。

再者，怀旧情结的泛滥，也是“返璞归真”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尤其是在面对当下社會快速变迁和不确定性时，怀旧情绪更容易被激發。那些曾经的童年记忆、老物件、老电影、老歌，都成为了我们寄托情感的载体。社交媒体上关于“80后”、“90后”童年回忆的讨论，往往能引发巨大的共鸣。

商家们也乐于利用这种怀旧情结，推出复古风格的产品和营销活动，勾起人们对“过去”的美好想象。这种怀旧，并非对过去简单地原封不动地回归，而是一种对过往美好片段的提炼与升华，是对当下生活缺憾的一种弥补。

更深层次来看，“返璞归真”的背后，也潜藏着对身份认同的探索。在高度同质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和存在感。“返璞归真”的主張，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选择。追求手工制作，是对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差异化；践行极简生活，是对过度消费的另类表达；回归田园，是对城市喧嚣的疏离。

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塑造了区别于他人的个人标签，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当我们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亲手制作的食物，或是描绘自己简朴的生活方式時，我们往往會认为他们拥有某种“独立”、“有思想”的气质。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返璞归真”并非全然是商業操纵或逃避现实的借口。对于一些人而言，它确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生活选择。他们可能真心厌倦了浮華的生活，渴望回归到更简单、更有意义的状态，去关注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这种纯粹的追求，是值得尊重的。

在我们为“返璞归真”所描绘的美好景象所吸引时，也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它究竟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呼唤，还是被時代洪流裹挟而至的一种潮流？而在這股潮流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意图？

“返璞归真”背后的多重意图：审视与辨析

当我们剥开“返璞归真”看似美好的外衣，便會發现其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复杂且多维度的意图。这些意图并非单一指向，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这场席卷社会各个层面的“返璞归真”浪潮。

营销与商业的驱动是“返璞归真”思潮最直接也最强大的推手之一。如前文所述，商家们善于捕捉并放大人们对简单、纯粹生活的渴望。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广告、包装和宣传，将“返璞归真”的概念转化为一种高附加值的消费品。一个简单的手工香皂，可以卖出天价；一间设计成“农舍风”的咖啡馆，能吸引络绎不绝的顾客。

这背后，是成熟的营销策略在运作：将“稀缺”、“纯天然”、“匠心制作”等标签与“返璞归真”的主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不走寻常路”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恰恰是消费主义所渴望制造的。它鼓励消费者通过购买特定的产品或服务，来获得一种“区别于大众”的身份认同，从而进一步满足其潜在的优越感和存在感需求。

换言之，“返璞归真”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一种新的、更具迷惑性的消费主义的变种。

对现实压力的逃避与心理补偿，是“返璞归真”背后重要的心理动因。面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挑战，如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许多人感到不堪重负。此时，“返璞归真”提供了一个看似理想化的出口。它鼓励人们从复杂和压力中抽离，去追求一种简单、低欲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

这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世界中不如意的现实的一种“数字逃避”。通过想象或模仿一种“简单生活”，人们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但这并非真正的解决之道，而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和对压力的短期规避。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逃避，是否会让我们丧失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与能力？

再者，身份建构与社群认同，也在“返璞归真”的语境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信息高度发达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个体寻求明确的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困難。而“返璞归真”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如极简主义、素食主义、手工艺制作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构建自身身份的框架。

选择某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加入了一个拥有相似价值观和生活習惯的社群。在这个社群中，人们可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并通过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例如，那些积极参与农耕体验、手工艺课程的人们，往往能在這种共同的兴趣和实践中找到归属，并以此来定义自己。

这种身份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个體在宏大社会结构中“失落感”的补偿。

对“真实”的渴望与对现代生活“虚假性”的反思，也是“返璞归真”思潮的重要推手。我们身处一个充斥着滤镜、P图、精心包装的社交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往往被一层层表演所覆盖。这种“虚假性”，让许多人感到疲惫和疏离，他们渴望回归到一种更真实、更纯粹的人际互动和生活状态。

因此，“返璞归真”的理念，被视为一种对抗现代生活“虚假性”的武器。追求手工制作，是为了体验真实的劳动过程；倡导坦诚的沟通，是為了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拥抱简单的生活，是為了摆脱物质的虚荣。这种对“真实”的追寻，是人类最本真的需求之一。

我们也应注意到，“返璞归真”的背后，也可能潜藏着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当“慢生活”、“天然产品”、“小众手工艺”等标签被赋予了更高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时，它们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某些特定人群的专属符号。那些能够负担起高价有机食品、参与昂贵的手工课程、或是能够長期脱离职场追求“田园生活”的人，往往拥有一定的经济和文化资本。

这种情况下，“返璞归真”就可能演变成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用以彰显自身的品味和优越感，而非真正出于对生活本质的追求。

“返璞归真”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它背后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心理、经济以及文化意图。它既是人们对现代生活压力的一种回应，也是商家们精心策划的营销策略，更是个体在身份认同探索和对“真实”渴望的体现。理解这些深层意图，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审视自己与“返璞归真”的关系，辨析其带来的真正价值，而非盲目跟風，最终成为消费主义的又一个俘虏。

法律责任和附则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作以下主要修改：一是进一步落实过罚相当原则。二是做好相类似违法行为之间法律责任的平衡。三是根据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的修改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四是适当充实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法律责任。五是针对地下水保护、油烟污染、光污染等方面突出问题，完善相关法律责任。六是进一步完善草案体例结构。将第一章章名修改为“法律责任通则”、第二章章名修改为“法律责任分则”，将第二章第一节“一般规定”拆分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监测”、“排污许可和排污口”、“其他规定”等三节。

生态环境法典污染防治编是法典草案条款最多的一编，这一体例结构主要考虑的是什么？王翔表示，污染防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结构上分为九个分编，这一体例结构，首先考虑的是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其次是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污染源的治理，然后是对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光等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作出针对性制度规定。除通则以外，污染防治编草案二审稿分别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化学物质和电磁辐射以及光污染八种不同污染类型，整合了现行各单行法的相关规定，构建了覆盖传统污染类型与新型环境污染问题的制度体系，旨在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系统性制度供给，突出了推进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的鲜明特征。

对于防止生态环境领域“小过重罚”“大过轻罚”，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有何考量？王翔表示，常委会初次审议期间以及征求各方面意见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污染防治领域各单行法制定时间不同，有关罚款金额的规定区别较大，在编纂法典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污染防治领域罚款金额的平衡，要进一步落实过罚相当原则，避免“小过重罚”“大过轻罚”。

王翔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真研究了上述意见，对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确保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相当，同时保持相类似违法行为之间法律责任的平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从重处罚、从轻减轻处罚、不予处罚等一般适用规定。二是将行政处罚五年追责期限的适用情形，明确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三是总结执法实践情况，对部分条文中的行政处罚规定，区分不同违法主体、违法情形，调整计罚标准，作出相应修改完善。四是将有关污染物排放口、编制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生态环境事故等方面的法律责任予以统一。五是完善生活垃圾处理单位未按照规定开展监测等法律责任，使企业事业单位有关监测的法律责任大体平衡。六是参照危险废物有关违法的罚款数额，对放射性污染防治相关罚款数额进行调整。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胡舒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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