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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秋日的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天高云阔。1号演播厅内，学生们用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演绎着原创作品《山蝉》。台下就座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神情专注，不时露出欣喜。提问环节，年轻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的颤抖，他亲切地将其拉到身边，言语里满是鼓励……这是9月28日濮存昕参加辽宁省第十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场景。

活动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专访，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岁月虽然带给这位72岁的表演艺术家以鬓白，但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使他依旧充满了活力。他将自己对生活、角色、人性的观察与探索，酝酿成哈姆雷特、索尔尼斯、李白、鲁迅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与这位点亮舞台的掌灯人对话，我们得以看到他深邃饱满的内心世界。

“大学生戏剧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

本报记者：刚刚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分享一下感受吧。

濮存昕：戏剧助你理解世界认识人生建立审美。面对孩子们，我发现很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青春的气息，年轻人如何看待事物、看待艺术等等。看了汇报表演后，我也在判断，我还是否拥有像他们那种返璞归真的能力。所以，要不断尝新。对于戏剧发展而言，我们要传承传统，做到老而不旧。创新不仅仅是形式方面，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力的注入。

今天，我在大艺课堂的孩子们身上又发现了自己最初在业余小队时候，在田间地头的那种表演冲动。他们很有灵气，比如《山蝉》的编排，就很智慧，用一条红皮筋这样简洁的方式构建人物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

本报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戏剧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濮存昕：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从初绽的蓓蕾成长为辽宁文化版图上枝繁叶茂的艺术品牌，托举着辽宁文化新生力量的滚烫理想。它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大学生戏剧节不要追求专业化，不要追求高成本的制作。这次大学生戏剧节上除了有艺术院校学生的汇报，还有很多人来自非艺术专业的学科，他们热爱表演。我相信，舞台上精彩表演的瞬间，真的就是人刹那间的真情流露。那是一个神光乍现的时候，不可言说。

本报记者：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觉得还没演够的？

濮存昕：有，但没有机会演了。比如我演过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建筑大师》。我在索尔尼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感受到建筑师对生命和责任的彻悟与困惑、幻灭与热爱、恶意与温存。说实话，没演够，越琢磨越有滋味。

《猪女悲歌：当人性坠入兽欲的深渊》

在被遗忘的角落，在被時光抛弃的荒野，总有一些故事，它们如同被泥沼吞噬的种子，无人问津，却又散發着令人窒息的腐臭。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女人与公猪交酡的悲歌，人性与兽性的交织碰撞，揭示底层”的残酷寓言。它不是為了猎奇，更不是為了满足窥探的欲望，而是为了刺破那层层伪装，直视隐藏在人性深处最原始的冲动与最绝望的呐喊。

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姑且称她为“阿芳”。她生活在一个被贫穷与落后牢牢锁住的小村庄，那里，日复一日的劳作和挥之不去的饥饿，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阿芳并非生来便是如此。在她的记忆深处，也曾有过对阳光的眷恋，对色彩的渴望，对未来模糊的憧憬。生活的重压，如同无情的巨轮，一点点碾碎了她所有的希望。

贫困不仅剥夺了她的物质，更腐蚀了她的精神。当生存本身成为一种奢望，当尊严变得微不足道，当身体的饥渴与心灵的空虚交织在一起，人性的边界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村庄里，猪是再寻常不过的牲畜，它们代表着食物，代表着一丝微弱的生机。在阿芳的世界里，猪的形象却渐渐发生了扭曲。那是一种被剥夺了所有意义的生命，它们被圈养，被宰割，它们的命运，与阿芳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竟有了惊人的相似。日复一日的枯燥与压抑，让她的内心滋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空虚。

她像一株在贫瘠土地上苟延残喘的野草，急需一种外在的力量来填补内心的干涸。

转折，往往就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那是一个阴沉的雨夜，村庄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氣息，也弥漫着一种難以言喻的绝望。阿芳独自一人，在猪圈旁躲避着雨。或许是酒精的作用，或许是长久的压抑达到了临界点，她看着眼前那头健壮的公猪，眼神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

那光芒，不带情欲，却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决绝。她在那一刻，将自己彻底地交付给了原始的本能，将人性的枷锁暂时抛到了脑后。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女人，在人与兽的界限上，做出了最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这并非是对“性”本身的崇拜，更不是对“愛”的背叛，而是当个体被推到绝境，当所有正常的情感和需求都被剥夺，当生存的本能与压抑的欲望达到极致的冲突时，所爆发出的扭曲与疯狂。

在那一刻，阿芳仿佛不再是那个被生活摧残的女人，而更像是一种原始的、被压抑的力量的化身。她与公猪的“交酡”，与其说是肉體的结合，不如说是灵魂深处某种禁忌冲动的释放，一种对现实的极端反抗，一种对自身存在的野蛮证明。

这个事件，在贫瘠的村庄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块巨石，激起了滔天巨浪。村民们的反应，却并非是普遍的道德谴责。在那个以生存为首要任务的世界里，太多人的良知早已被麻木，他们的目光，更多的是带着一种病态的窥探欲，和一种对“异类”的疏离感。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避之不及，但更多的人，则是在沉默中，将这个事件，当作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是对底层生活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注解。

阿芳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脱。相反，她被推到了更加孤立的境地。她内心的挣扎，并没有因為那一夜的宣泄而结束，反而开始了新的轮回。她開始审视自己，审视人性中的复杂与矛盾。那曾经被压抑的渴望，是否找到了出口？那些被禁锢的欲望，是否得到了释放？还是说，她只是将自己推向了另一个更深的深渊？

她的行为，无疑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公然挑衅，但它也揭示了在极端贫困和压抑环境下，人性的脆弱和扭曲。当生存的压力压倒一切，当个人的尊严被无情践踏，当情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人性是否会向着最原始的兽性滑落？阿芳的故事，就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折射出底层社會最不为人知的角落，那些被黑暗吞噬的灵魂，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生命。

《猪女悲歌：人性与兽性的交织，揭示底层生存的残酷真相》

阿芳与公猪的“交酡”，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极端化，更是底层社会在生存压力下，人性与兽性之间界限模糊化的一个缩影。当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如食物、安全、尊重都无法得到满足時，他/她所能依靠的，只剩下最原始的生存本能。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往往會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成为一种奢侈。

在阿芳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行为并非是对“兽性”的全然拥抱，而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回归”。在那个贫穷的村庄，女人的价值，往往体现在生育和劳作上，她们的身體，更是被视为一种可以被交换的资源。阿芳的孤独，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她生活在一个缺乏温情和关爱的环境中，她的存在，似乎随时都可能被吞噬，被遗忘。

在那场令人震惊的事件中，阿芳是否真的感受到了“快感”，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一刻，她体验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释放”。這种释放，可能是对压抑已久的欲望的宣泄，也可能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极端确认。在某种意义上，她将自己“物化”，将自身与一头牲畜等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身被物化命运的无声反抗。

她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打破了自己与外界的隔阂，也打破了自己与“正常”人性的界限。

村民们的反应，同样值得深思。他们在沉默中围观，在私语中评判，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这种冷漠，恰恰是底层社会生存法则的真实写照——“自扫门前雪”，互助变得尤为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阿芳的“出格”行为，在他们眼中，可能只是又一个“疯子”，又一个“不正常”的人，而他们，则需要保持距离，以免被卷入麻烦。

這种冷漠，如同无形的墙，将阿芳越推越远，让她彻底地坠入了孤立的深渊。

這种人性的“兽化”，并不仅仅存在于阿芳一个人身上。在那个被贫穷和绝望笼罩的环境中，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阴暗面。那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些为了利益而变得麻木的心灵，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人性中的“兽性”一面。阿芳的行为，不过是将这种潜在的“兽性”，以一种最极端、最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女人与公猪交酡”，这个令人不安的词语组合，绝非偶然。它象征着一种极端状态下的“失范”，一种当社會秩序崩塌，当基本人性需求无法满足时，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都将变得模糊。这是一种对社會现实的控诉，是对底层人群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

阿芳的故事，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结局。她可能继续在绝望中沉沦，也可能在某个时刻，重新找到一丝微弱的希望。但无论结局如何，她都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关于人性与兽性交织，关于底层生存的残酷真相的警示。她的悲歌，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歌，更是那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无数被压抑、被剥夺、被遗弃的灵魂的集体呐喊。

这篇故事，不是為了渲染暴力或猎奇，而是希望引发思考。在光鲜亮丽的都市背后，在被歌颂的文明之下，是否还隐藏着这样一些角落，那里的人们，在生存的边缘，在人性的考验中，正经历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挣扎？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底层人群，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内心深处，那与兽性一墙之隔的人性？

最终，我们或许无法完全理解阿芳的行為，但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她所处的环境，理解她所面临的绝望。她的悲歌，是对人性深渊的一次勇敢探视，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次沉重反思。在人性的旷野里，当绝望蔓延，当希望枯竭，当兽性蠢蠢欲动，我们又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阿芳那一声声无助的悲鸣之中，等待着我们去倾听，去回应。

本报记者：您导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将前往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国际巡演，您认为中国戏剧如何从创新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

濮存昕：中国戏剧本身就是独特的，戏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语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真，不要刻意地去讨好或迎合他们的审美眼光。我们用自己的本真去真诚地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阅读之于演员是一种基本素养吗？

濮存昕：当然，只有经过充分的阅读之后，才能提炼概括出角色最核心的部分，梳理出我们演绎这个角色的线条，编配主次关系。悟到这一条，这也是人生阅历教会我的。40岁以前我也不懂，哇啦哇啦念台词就演了。过了30年，重新去解读《哈姆雷特》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有新的发现的。20岁时候的阅读和60岁时候的重读，体会真是不一样，我成为导演之后尝试着做了3个戏，都是我认为过去自己没有演好的戏。

我非常感恩父亲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把书堆到了我面前，那时候，我13岁。而且父亲爱看报纸，我也跟着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虽然没学数理化，但是没缺阅读。

白纸黑字能够开发你的原始想象。对于演员来说，尤其要去仔细咀嚼文字，理解人物，与其产生共情，体会人内心的那种柔软。今天的短视频时代，长时间的阅读、大体量的阅读越来越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肤浅。我也看短视频，也离不开，因为短视频是不期而遇的。将来AI时代，一切都是定制的，你点击一下结论就有了，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在哪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情、品格审美。有头脑的人眼睛里是有光亮的，意识的光亮。

阅读的积累，会让你在大体量的文字中一下子就找到核心概念，所以说阅读力、理解力、概括力决定了演员的表现力。

本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

濮存昕：下乡之后，我干了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杂活，比如出黑板报、刻蜡纸、编快板书。24岁回城，我选择了考文工团，要不然我就得去街道工厂做自行车链条。所以说，艺术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表演这个行业拯救了我。

我父亲是演员，我从小生长在剧院环境里。那些叔叔大爷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现在演戏演到难处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全是他们。他们告诉我，演戏可能得用这功夫劲，可能那样处理会更好。

回过头来看，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不把台词基本功拿住，就走不到这个行当的最上游。就北京人艺老演员们台词一丝不苟、不糟蹋一个字的那种演法，现在全国院团里都没有了。

我一直在特别地坚持这件事。台词基本功够扎实的话，心性可以让你再往上走；但基本功不够了，即使心存愿望，也是上不去的。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基本功训练。这得让他们自己悟。我也是5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收拾”自己的嘴，跟孙道临、姚锡娟等老师学朗诵。演员的嘴上没有功夫，就啥都没有。现在孩子们缺师资也是一个问题，老师、导演对他们没有严格要求，都戴话筒表演，不用那么咬文嚼字。所以，演员能不能耐受住枯燥的台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地打磨自己，决定了他今后的路能走多远。

“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

本报记者：踏上辽宁这片黑土地，请谈谈您对辽宁戏剧的整体印象。如何做到让本土的地域风格既发扬光大，又不失本真？

濮存昕：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关起门来做文章，剧团就发展不好。你要用自己本真的技术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参与、共情。没有观众，什么派什么风格都没法建立。你必须跟观众交朋友，台上台下一起讨论。那个真实是真实感，而不是生活化的真实，是生活感的那种艺术表现力。

技术、风格，每个剧团都可以自己摸索。最重要的是，得把观众招到剧场里面来，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就像梅兰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像我者亡。意思是，你别像我，你就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学，学我的技术、腔调、品格。

我一直在思考，在表演行业有名有利算成功吗？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剧团只有建立起专业精神、专业标准，每个人都崇尚专业，杂事少了，钩心斗角少了，在艺术面前、在专业面前所有人都有虔诚的态度，这个剧团就容易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专业精神，每个人都是爷，那就麻烦了。专业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北京人艺老前辈们曾经有4句话——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生活积累，鲜明的角色形象，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是一个剧团要坚持的规矩、标准。

我们今天再谈发扬光大，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从事的是戏剧，你的深刻里必须还要有有趣的思想主题，让观众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思想是艺术承载的思想，要深刻而有趣。此外，要加上丰富的生活积累，到处都是生活。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生活，就是思想之间的互相给予。聊天、侃大山、竖着耳朵听社会小道消息、刷短视频，全都是生活。怎样每时每刻把这些信息归到艺术积累上来，一想，就马上想起那件事来。懂得举一反三，每打开一个积累，形象就出现了，聚合在一起。另外，角色形象老是标新立异，也不行，必须栩栩如生，既鲜明极了，又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恰当。那个东西是生动的，生长得像初生婴儿的嫩嫩的小屁股、打磨得像大理石似的那样光滑。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指的是包括售票员、引座员在内的剧院所有的门类、所有为演出服务的人员都做到了，像一棵菜一样地包着心，哪片叶都不能缺的完整性。每一行都有专业的标准，都是向心的。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最终就是观众说了算。不是票房说了算，票房是一个指标，但是进来的观众最有发言权。文艺要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以观众进剧场为宗旨。没进剧场说明你没水平，观众笑场说明你有问题，不是观众有问题。我们永远要心系观众，创作是最孤独的时候，但心系观众会让你不孤独。那时候，想的是我面对观众这样表演，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掌声。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就要有自己的自尊，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只有用真诚掏心窝子对待舞台对待作品对待观众，才会赢得尊重。

本报记者：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李白一演就是30年，以后还会继续上台表演吗？

濮存昕：我用排练、演出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不是对自己的救赎吗？我到今天也没有吃成脂肪肝，没有“三高”问题，70多岁了身体好好的，是一场场演出让我保持着好的生命状态。

这些天，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就是我们全新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曹禺先生1934年发表的初版剧本的开发。我很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对角色也有不断加深的理解，我希望能以自己对周朴园角色的演绎带观众找寻“曹禺密码”。

我很感恩观众帮我交学费，我演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演的叫啥呀，一点也不好，可是那时候观众就买票来看，所以真的要感恩。除了演戏我不会干别的，我也希望观众能再继续陪我一程。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陈文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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