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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秋日的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天高云阔。1号演播厅内，学生们用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演绎着原创作品《山蝉》。台下就座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神情专注，不时露出欣喜。提问环节，年轻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的颤抖，他亲切地将其拉到身边，言语里满是鼓励……这是9月28日濮存昕参加辽宁省第十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场景。

活动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专访，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岁月虽然带给这位72岁的表演艺术家以鬓白，但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使他依旧充满了活力。他将自己对生活、角色、人性的观察与探索，酝酿成哈姆雷特、索尔尼斯、李白、鲁迅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与这位点亮舞台的掌灯人对话，我们得以看到他深邃饱满的内心世界。

“大学生戏剧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

本报记者：刚刚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分享一下感受吧。

濮存昕：戏剧助你理解世界认识人生建立审美。面对孩子们，我发现很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青春的气息，年轻人如何看待事物、看待艺术等等。看了汇报表演后，我也在判断，我还是否拥有像他们那种返璞归真的能力。所以，要不断尝新。对于戏剧发展而言，我们要传承传统，做到老而不旧。创新不仅仅是形式方面，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力的注入。

今天，我在大艺课堂的孩子们身上又发现了自己最初在业余小队时候，在田间地头的那种表演冲动。他们很有灵气，比如《山蝉》的编排，就很智慧，用一条红皮筋这样简洁的方式构建人物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

本报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戏剧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濮存昕：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从初绽的蓓蕾成长为辽宁文化版图上枝繁叶茂的艺术品牌，托举着辽宁文化新生力量的滚烫理想。它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大学生戏剧节不要追求专业化，不要追求高成本的制作。这次大学生戏剧节上除了有艺术院校学生的汇报，还有很多人来自非艺术专业的学科，他们热爱表演。我相信，舞台上精彩表演的瞬间，真的就是人刹那间的真情流露。那是一个神光乍现的时候，不可言说。

本报记者：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觉得还没演够的？

濮存昕：有，但没有机会演了。比如我演过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建筑大师》。我在索尔尼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感受到建筑师对生命和责任的彻悟与困惑、幻灭与热爱、恶意与温存。说实话，没演够，越琢磨越有滋味。

穿越时空的邂逅：唐伯虎与深圳高三学子的奇妙相遇

当我们提到唐伯虎，脑海中常浮现出他的才子风采、畫中仕女和那句名留青史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今天故事的主角，却是一个现代的“唐伯虎”，一个文艺与青春气息碰撞在一起的奇特场景。这场相遇发生在深圳一所普通的高三高中。高三，是每个学子奋斗的关键时刻，校服成了他们青春的标志。

那天，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又期待的气息。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校园的角落，身穿青色校服，手持画卷，仿佛一下穿越到了明清时期的书生。他的名字叫“唐伯虎”，或许是家长或者老师为了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特意取的名字。但这位“唐伯虎”不止名字有趣，他的衣着、举止都带着几分藝气。

人们纷纷驻足，议论纷纷。学生们觉得新奇，老师们觉得有趣，“唐伯虎”也变成了校园的一道風景线。这个“唐伯虎”似乎对校服有着独特的理解。他用笔在纸上滑动，描绘着不同的校服款式，有时还会轻声哼唱一些古诗词，仿佛把古典文化融入到了现代校园的氛围中。

同学们被他的诗意感染，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个“独一无二”的人。他的出现讓原本单调的校服瞬间多了一份文化的韵味。更令人惊喜的是，他对“糖心”这个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糖心，既是甜蜜的象征，又寓意纯真与青春的心灵。高三学子正处于人生的糖心阶段——满是甜蜜的梦想，也满是不安的迷茫。

这位“唐伯虎”会用怎样的语言表达对这些高三学子“糖心”般青春的理解呢？他用自己那浸润着古典韵味的声音，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纯真、梦想勇敢追逐的故事。这场跨越古今的相遇，既令人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也让人体会到青春的温度。校园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氛围：既有现代科技的便捷，又潜藏着古典文化的底蕴。

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主动去了解古诗词，尝试用“糖心”这个词描述自己对未来的期待。老師们也在思考，怎样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结合得更自然、更有趣。而“唐伯虎”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校园的沉闷，为高三学子的青春添加了一抹独特的色彩。这就是第一个Part，一个关于“唐伯虎”奇幻校园之旅的序幕。

“糖心校服”背后的青春密码：文化、认同与成长

随着“唐伯虎”在校园中的出现逐渐成为传说，人们开始思考，校服到底代表着什么？它只是简单的制服，还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象征？在这所深圳高三的校园里，校服不仅仅是教育的标配，更是青春与文化的载体，它们串联起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轨迹。对许多学生来说，校服是一种身份认同。

穿上统一的制服，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共同的集体，彼此之间有着某种默契和归属感。尤其是在高三这个特殊的阶段，校服更像一道桥梁，将他们的梦想与拼搏紧密连接，提醒他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而在“糖心”的寓意之下，校服似乎变得更加温暖。它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衣物，更是一份温情的保护伞。

在深圳这个高速發展的城市，许多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的家庭经济条件优越，有的家庭压力较大。但无论身处何地，穿上校园的校服，他们的心中都藏着一份共同的“糖心”——关于未来的美好期待与青涩梦想。实际上，很多校服的设计也在悄然变化，加入了更多文艺元素和个性化的设计。

比如，校服上的细节装饰，用了古典图案或诗词点缀，使之不仅具有美感，更蕴藏着文化意义。這种设计让学生在穿着中感受到文化的滋养，也增强了他们的认同感。“唐伯虎”的出现，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青年的完美结合，他用古典的意象去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学生们开始重新认识到，文化不应是遥远的历史，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这件校服上。

这种认知的改变，正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重要的一环。更深一层的思考是，校服成为了一种“青春密码”。它象征着纯粹、勇敢、努力和梦想。每个穿着校服的学生，都是一块尚未雕琢的璞玉。在成长的过程中，這件“糖心校服”将伴随他们，見证他们的欢笑与泪水、迷茫与坚持。

当然，也有人開始探索，如何让校服更具个性和创造力。从色彩搭配到款式设计，从文化元素到环保材料，校服正迎来一场变革。这不仅是外观的改变，更是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强化。“糖心”不仅仅是青春的表情，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激励学生们追逐梦想，保持纯真。

也许，未来的校服还会变得更丰富、更有趣，但最核心的，永远是那份温暖和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唐伯虎”带来的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更是一面镜子，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反思自己，找到内心那份最纯粹的“糖心”。青春本應如此：在传统与现代、个性与认同之间，找到最温暖的那一端。

未来，或许还会出现更多像“唐伯虎”一样的奇遇，但无论如何，那份纯真的“糖心”将永远闪耀在每个人的青春记忆中。

本报记者：您导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将前往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国际巡演，您认为中国戏剧如何从创新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

濮存昕：中国戏剧本身就是独特的，戏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语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真，不要刻意地去讨好或迎合他们的审美眼光。我们用自己的本真去真诚地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阅读之于演员是一种基本素养吗？

濮存昕：当然，只有经过充分的阅读之后，才能提炼概括出角色最核心的部分，梳理出我们演绎这个角色的线条，编配主次关系。悟到这一条，这也是人生阅历教会我的。40岁以前我也不懂，哇啦哇啦念台词就演了。过了30年，重新去解读《哈姆雷特》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有新的发现的。20岁时候的阅读和60岁时候的重读，体会真是不一样，我成为导演之后尝试着做了3个戏，都是我认为过去自己没有演好的戏。

我非常感恩父亲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把书堆到了我面前，那时候，我13岁。而且父亲爱看报纸，我也跟着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虽然没学数理化，但是没缺阅读。

白纸黑字能够开发你的原始想象。对于演员来说，尤其要去仔细咀嚼文字，理解人物，与其产生共情，体会人内心的那种柔软。今天的短视频时代，长时间的阅读、大体量的阅读越来越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肤浅。我也看短视频，也离不开，因为短视频是不期而遇的。将来AI时代，一切都是定制的，你点击一下结论就有了，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在哪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情、品格审美。有头脑的人眼睛里是有光亮的，意识的光亮。

阅读的积累，会让你在大体量的文字中一下子就找到核心概念，所以说阅读力、理解力、概括力决定了演员的表现力。

本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

濮存昕：下乡之后，我干了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杂活，比如出黑板报、刻蜡纸、编快板书。24岁回城，我选择了考文工团，要不然我就得去街道工厂做自行车链条。所以说，艺术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表演这个行业拯救了我。

我父亲是演员，我从小生长在剧院环境里。那些叔叔大爷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现在演戏演到难处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全是他们。他们告诉我，演戏可能得用这功夫劲，可能那样处理会更好。

回过头来看，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不把台词基本功拿住，就走不到这个行当的最上游。就北京人艺老演员们台词一丝不苟、不糟蹋一个字的那种演法，现在全国院团里都没有了。

我一直在特别地坚持这件事。台词基本功够扎实的话，心性可以让你再往上走；但基本功不够了，即使心存愿望，也是上不去的。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基本功训练。这得让他们自己悟。我也是5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收拾”自己的嘴，跟孙道临、姚锡娟等老师学朗诵。演员的嘴上没有功夫，就啥都没有。现在孩子们缺师资也是一个问题，老师、导演对他们没有严格要求，都戴话筒表演，不用那么咬文嚼字。所以，演员能不能耐受住枯燥的台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地打磨自己，决定了他今后的路能走多远。

“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

本报记者：踏上辽宁这片黑土地，请谈谈您对辽宁戏剧的整体印象。如何做到让本土的地域风格既发扬光大，又不失本真？

濮存昕：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关起门来做文章，剧团就发展不好。你要用自己本真的技术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参与、共情。没有观众，什么派什么风格都没法建立。你必须跟观众交朋友，台上台下一起讨论。那个真实是真实感，而不是生活化的真实，是生活感的那种艺术表现力。

技术、风格，每个剧团都可以自己摸索。最重要的是，得把观众招到剧场里面来，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就像梅兰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像我者亡。意思是，你别像我，你就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学，学我的技术、腔调、品格。

我一直在思考，在表演行业有名有利算成功吗？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剧团只有建立起专业精神、专业标准，每个人都崇尚专业，杂事少了，钩心斗角少了，在艺术面前、在专业面前所有人都有虔诚的态度，这个剧团就容易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专业精神，每个人都是爷，那就麻烦了。专业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北京人艺老前辈们曾经有4句话——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生活积累，鲜明的角色形象，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是一个剧团要坚持的规矩、标准。

我们今天再谈发扬光大，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从事的是戏剧，你的深刻里必须还要有有趣的思想主题，让观众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思想是艺术承载的思想，要深刻而有趣。此外，要加上丰富的生活积累，到处都是生活。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生活，就是思想之间的互相给予。聊天、侃大山、竖着耳朵听社会小道消息、刷短视频，全都是生活。怎样每时每刻把这些信息归到艺术积累上来，一想，就马上想起那件事来。懂得举一反三，每打开一个积累，形象就出现了，聚合在一起。另外，角色形象老是标新立异，也不行，必须栩栩如生，既鲜明极了，又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恰当。那个东西是生动的，生长得像初生婴儿的嫩嫩的小屁股、打磨得像大理石似的那样光滑。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指的是包括售票员、引座员在内的剧院所有的门类、所有为演出服务的人员都做到了，像一棵菜一样地包着心，哪片叶都不能缺的完整性。每一行都有专业的标准，都是向心的。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最终就是观众说了算。不是票房说了算，票房是一个指标，但是进来的观众最有发言权。文艺要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以观众进剧场为宗旨。没进剧场说明你没水平，观众笑场说明你有问题，不是观众有问题。我们永远要心系观众，创作是最孤独的时候，但心系观众会让你不孤独。那时候，想的是我面对观众这样表演，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掌声。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就要有自己的自尊，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只有用真诚掏心窝子对待舞台对待作品对待观众，才会赢得尊重。

本报记者：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李白一演就是30年，以后还会继续上台表演吗？

濮存昕：我用排练、演出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不是对自己的救赎吗？我到今天也没有吃成脂肪肝，没有“三高”问题，70多岁了身体好好的，是一场场演出让我保持着好的生命状态。

这些天，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就是我们全新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曹禺先生1934年发表的初版剧本的开发。我很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对角色也有不断加深的理解，我希望能以自己对周朴园角色的演绎带观众找寻“曹禺密码”。

我很感恩观众帮我交学费，我演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演的叫啥呀，一点也不好，可是那时候观众就买票来看，所以真的要感恩。除了演戏我不会干别的，我也希望观众能再继续陪我一程。

图片来源：人民资讯记者 赵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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