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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秋日的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天高云阔。1号演播厅内，学生们用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演绎着原创作品《山蝉》。台下就座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神情专注，不时露出欣喜。提问环节，年轻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的颤抖，他亲切地将其拉到身边，言语里满是鼓励……这是9月28日濮存昕参加辽宁省第十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场景。

活动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专访，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岁月虽然带给这位72岁的表演艺术家以鬓白，但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使他依旧充满了活力。他将自己对生活、角色、人性的观察与探索，酝酿成哈姆雷特、索尔尼斯、李白、鲁迅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与这位点亮舞台的掌灯人对话，我们得以看到他深邃饱满的内心世界。

“大学生戏剧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

本报记者：刚刚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分享一下感受吧。

濮存昕：戏剧助你理解世界认识人生建立审美。面对孩子们，我发现很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青春的气息，年轻人如何看待事物、看待艺术等等。看了汇报表演后，我也在判断，我还是否拥有像他们那种返璞归真的能力。所以，要不断尝新。对于戏剧发展而言，我们要传承传统，做到老而不旧。创新不仅仅是形式方面，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力的注入。

今天，我在大艺课堂的孩子们身上又发现了自己最初在业余小队时候，在田间地头的那种表演冲动。他们很有灵气，比如《山蝉》的编排，就很智慧，用一条红皮筋这样简洁的方式构建人物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

本报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戏剧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濮存昕：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从初绽的蓓蕾成长为辽宁文化版图上枝繁叶茂的艺术品牌，托举着辽宁文化新生力量的滚烫理想。它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大学生戏剧节不要追求专业化，不要追求高成本的制作。这次大学生戏剧节上除了有艺术院校学生的汇报，还有很多人来自非艺术专业的学科，他们热爱表演。我相信，舞台上精彩表演的瞬间，真的就是人刹那间的真情流露。那是一个神光乍现的时候，不可言说。

本报记者：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觉得还没演够的？

濮存昕：有，但没有机会演了。比如我演过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建筑大师》。我在索尔尼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感受到建筑师对生命和责任的彻悟与困惑、幻灭与热爱、恶意与温存。说实话，没演够，越琢磨越有滋味。

黎明前的黑暗：13000部幼儿内容破解的缘起

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从启蒙绘本、动画片，到互动游戏、在线课程，琳琅满目的选择让家长们应接不暇。在这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一股暗流正在涌动——13000部幼儿内容的“破解”现象。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技术盗版问题，而是一段復杂而深刻的教育变革史的缩影。

故事的开端，要追溯到互联网刚刚普及的年代。那時，优质的幼儿教育资源在中国仍然稀缺，许多家庭，尤其是经济条件相对不那么优越的家庭，难以接触到國际先进的早教理念和教学材料。家长们渴望為孩子提供最好的启蒙，却常常因为高昂的费用、地域的限制而望洋兴叹。

与此一些先行者，可能是充满理想的教育者，也可能是精明的技术开发者，開始注意到这个巨大的信息鸿沟。他们看到了海量优质教育内容的潜在价值，也看到了普及教育的可能。

“破解”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争议性。在商业视角下，这无疑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对内容创作者辛勤付出的漠视。从社会和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现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挑战？试想，当一个孩子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无法获得原本能够激发其无限潜能的教育内容时，这是否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公平？13000这个数字，并非一个随意的巧合，它代表了海量、多元、经过精心打磨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如果能够被更广泛地传播，其对提升中国儿童整体素质的潜力是難以估量的。

早期的“破解”行为，往往伴随着一种朴素的愿望：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这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国际知名的儿童动画片（如《小猪佩奇》、《蓝色小考拉》等）、经典绘本的电子版、由國外教育专家设计的互动游戏、甚至是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早教课程。

它们被打包、整理、分發，以一种近乎“免费”或“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渗透到千家万户。这种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改变无数孩子的童年。

伴随“破解”而来的，是技术的进步。早期的内容可能只是简单的文件复制，但随着技术的迭代，音频、视频、互动应用的“破解”变得更加复杂，也催生了更专业的“破解”团队。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能够绕过数字版权保护，甚至对内容进行二次打包、汉化，使其更符合中国用户的習惯。

这个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版本”。比如，将英文原版动画片强行配上中文配音，虽然发音和口型对不上，却让很多家長感到“亲切”。又或者，将復杂的互动游戏简化，使其在低配置的设备上也能运行。

从教育学的角度审视，这些“破解”内容并非一无是处。许多被破解的内容，本身就是经过国际教育专家精心设计的，蕴含着先进的教育理念，例如蒙特梭利、华德福等。它们注重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动手能力、创造力，而非简单的知识灌输。当这些内容能够触及到更多孩子时，它们就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國家庭的育儿观念产生了影响。

家长们开始反思传统的“填鸭式”教育，转而追求更加科学、个性化的育儿方式。

当然，我们不能回避“破解”带来的负面影响。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当内容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创作热情将如何维系？長此以往，可能會导致优质内容的源头枯竭，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儿童教育行业的生态。而且，并非所有“破解”的内容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其中可能夹杂着低俗、暴力，甚至不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内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13000部幼儿内容破解的出现，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社会现象。它既是技术进步的產物，也是社會需求的折射，更是对现有教育资源分配體系的一次无声的挑战。它暴露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痛点，也催生了新的技术和传播模式。理解这段不为人知的“破解”历史，是解读中国当下儿童教育格局，以及预测其未来發展趋势的关键一环。

它不仅仅是关于“盗版”与“正版”的争论，更是关于教育公平、知识传播、技術伦理和社會責任的深刻探讨。

破局与新生：13000部幼儿内容破解后的教育图景

13000部幼儿内容破解的浪潮，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最终深刻地改变了中國儿童教育的版图。当最初的“破解”行为逐渐从地下走向台前，当技术和传播渠道日益成熟，一个全新的教育图景正在徐徐展开。这个图景，既包含了技术革新带来的便利，也充满了对教育本质的思考，更承载着对未来儿童成长的无限期盼。

是教育资源的极大丰富与普及。过去，优质的幼儿教育内容往往集中在少数发达城市和高收入家庭。而“破解”的内容，凭借其低廉的成本，甚至免费的传播模式，迅速跨越了地域和经济的鸿沟。无数偏远地区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到精美的动画故事，第一次通过互动游戏学習字母和数字，第一次在父母的陪伴下，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进行早期启蒙。

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的教育起点，让更多孩子有機会在公平的起跑线上開始人生。

是家长育儿观念的转变。当接触到更多元的教育内容后，家长们开始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能力的培养、情感的交流、个性的塑造。例如，一些被破解的国外绘本，强调亲子共读的重要性，鼓励孩子提问、想象，这与传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理念不谋而合，但形式更加生动有趣。

一些互动游戏，则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这些新的教育理念，通过“破解”的内容，悄然渗透到千千万万个家庭，引导家长从“教育者”转变为“引导者”，从“输入者”转变为“陪伴者”。

再者，是技术的驱动与创新。每一次“破解”行为的背后，都离不开技術的支持。从最初的文件复制、视频转码，到后来的应用程序反编译、内容汉化，再到如今的智能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技术的进步是“破解”内容得以广泛传播的根本动力。而这种广泛传播，又反过来刺激了技術的创新。

为了更好地保护版權，内容平臺开始探索新的加密技术；为了吸引用户，教育机构则不断优化產品的交互体验和内容呈现方式。因此，可以说“破解”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教育技术的迭代更新。

我们也必须正视“破解”带来的挑战。知识产權的保护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坎。当原创作者的劳动成果被轻易复制，其创作的动力将大打折扣。这會阻碍优质内容的持续产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部分“破解”内容可能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甚至夹杂着不适合儿童观看的不良信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如何辨别、筛选优质内容，成为家长们新的难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规化的教育平台与服务开始崭露头角。它们汲取了“破解”模式的优点——内容的丰富性和传播的便捷性，同时又通过合法的途径，保障了内容的质量和版权。例如，一些在线教育平台，提供海量的正版绘本、动畫课程，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进行个性化推荐。

一些教育硬件，如早教機、点读笔，也整合了大量优质资源，并加入了家长管理和内容过滤的功能。這些正规化的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破解”模式留下的空白，为家长提供了更安全、更可靠的选择。

“13000部幼儿破解”的故事，并非仅仅是一个关于技術和版權的讨论，它更是关于教育公平、信息传播和社會进步的一次深刻探索。它提醒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应该惠及每一个孩子，同时也警示我们，在追求传播效率的不能忽视对原创价值的尊重和保护。

如今，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13000部幼儿内容破解的“野蛮生长”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深入人心。它不仅改变了无数孩子的童年，也推动了整个中國儿童教育行业的转型升级。未来的教育，将更加注重内容的质量、教育的理念，以及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是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最适合他们成长的、最优质的教育。

这段历史，将作为中国儿童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注脚，被永远铭记。

本报记者：您导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将前往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国际巡演，您认为中国戏剧如何从创新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

濮存昕：中国戏剧本身就是独特的，戏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语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真，不要刻意地去讨好或迎合他们的审美眼光。我们用自己的本真去真诚地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阅读之于演员是一种基本素养吗？

濮存昕：当然，只有经过充分的阅读之后，才能提炼概括出角色最核心的部分，梳理出我们演绎这个角色的线条，编配主次关系。悟到这一条，这也是人生阅历教会我的。40岁以前我也不懂，哇啦哇啦念台词就演了。过了30年，重新去解读《哈姆雷特》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有新的发现的。20岁时候的阅读和60岁时候的重读，体会真是不一样，我成为导演之后尝试着做了3个戏，都是我认为过去自己没有演好的戏。

我非常感恩父亲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把书堆到了我面前，那时候，我13岁。而且父亲爱看报纸，我也跟着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虽然没学数理化，但是没缺阅读。

白纸黑字能够开发你的原始想象。对于演员来说，尤其要去仔细咀嚼文字，理解人物，与其产生共情，体会人内心的那种柔软。今天的短视频时代，长时间的阅读、大体量的阅读越来越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肤浅。我也看短视频，也离不开，因为短视频是不期而遇的。将来AI时代，一切都是定制的，你点击一下结论就有了，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在哪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情、品格审美。有头脑的人眼睛里是有光亮的，意识的光亮。

阅读的积累，会让你在大体量的文字中一下子就找到核心概念，所以说阅读力、理解力、概括力决定了演员的表现力。

本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

濮存昕：下乡之后，我干了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杂活，比如出黑板报、刻蜡纸、编快板书。24岁回城，我选择了考文工团，要不然我就得去街道工厂做自行车链条。所以说，艺术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表演这个行业拯救了我。

我父亲是演员，我从小生长在剧院环境里。那些叔叔大爷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现在演戏演到难处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全是他们。他们告诉我，演戏可能得用这功夫劲，可能那样处理会更好。

回过头来看，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不把台词基本功拿住，就走不到这个行当的最上游。就北京人艺老演员们台词一丝不苟、不糟蹋一个字的那种演法，现在全国院团里都没有了。

我一直在特别地坚持这件事。台词基本功够扎实的话，心性可以让你再往上走；但基本功不够了，即使心存愿望，也是上不去的。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基本功训练。这得让他们自己悟。我也是5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收拾”自己的嘴，跟孙道临、姚锡娟等老师学朗诵。演员的嘴上没有功夫，就啥都没有。现在孩子们缺师资也是一个问题，老师、导演对他们没有严格要求，都戴话筒表演，不用那么咬文嚼字。所以，演员能不能耐受住枯燥的台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地打磨自己，决定了他今后的路能走多远。

“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

本报记者：踏上辽宁这片黑土地，请谈谈您对辽宁戏剧的整体印象。如何做到让本土的地域风格既发扬光大，又不失本真？

濮存昕：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关起门来做文章，剧团就发展不好。你要用自己本真的技术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参与、共情。没有观众，什么派什么风格都没法建立。你必须跟观众交朋友，台上台下一起讨论。那个真实是真实感，而不是生活化的真实，是生活感的那种艺术表现力。

技术、风格，每个剧团都可以自己摸索。最重要的是，得把观众招到剧场里面来，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就像梅兰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像我者亡。意思是，你别像我，你就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学，学我的技术、腔调、品格。

我一直在思考，在表演行业有名有利算成功吗？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剧团只有建立起专业精神、专业标准，每个人都崇尚专业，杂事少了，钩心斗角少了，在艺术面前、在专业面前所有人都有虔诚的态度，这个剧团就容易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专业精神，每个人都是爷，那就麻烦了。专业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北京人艺老前辈们曾经有4句话——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生活积累，鲜明的角色形象，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是一个剧团要坚持的规矩、标准。

我们今天再谈发扬光大，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从事的是戏剧，你的深刻里必须还要有有趣的思想主题，让观众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思想是艺术承载的思想，要深刻而有趣。此外，要加上丰富的生活积累，到处都是生活。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生活，就是思想之间的互相给予。聊天、侃大山、竖着耳朵听社会小道消息、刷短视频，全都是生活。怎样每时每刻把这些信息归到艺术积累上来，一想，就马上想起那件事来。懂得举一反三，每打开一个积累，形象就出现了，聚合在一起。另外，角色形象老是标新立异，也不行，必须栩栩如生，既鲜明极了，又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恰当。那个东西是生动的，生长得像初生婴儿的嫩嫩的小屁股、打磨得像大理石似的那样光滑。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指的是包括售票员、引座员在内的剧院所有的门类、所有为演出服务的人员都做到了，像一棵菜一样地包着心，哪片叶都不能缺的完整性。每一行都有专业的标准，都是向心的。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最终就是观众说了算。不是票房说了算，票房是一个指标，但是进来的观众最有发言权。文艺要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以观众进剧场为宗旨。没进剧场说明你没水平，观众笑场说明你有问题，不是观众有问题。我们永远要心系观众，创作是最孤独的时候，但心系观众会让你不孤独。那时候，想的是我面对观众这样表演，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掌声。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就要有自己的自尊，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只有用真诚掏心窝子对待舞台对待作品对待观众，才会赢得尊重。

本报记者：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李白一演就是30年，以后还会继续上台表演吗？

濮存昕：我用排练、演出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不是对自己的救赎吗？我到今天也没有吃成脂肪肝，没有“三高”问题，70多岁了身体好好的，是一场场演出让我保持着好的生命状态。

这些天，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就是我们全新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曹禺先生1934年发表的初版剧本的开发。我很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对角色也有不断加深的理解，我希望能以自己对周朴园角色的演绎带观众找寻“曹禺密码”。

我很感恩观众帮我交学费，我演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演的叫啥呀，一点也不好，可是那时候观众就买票来看，所以真的要感恩。除了演戏我不会干别的，我也希望观众能再继续陪我一程。

图片来源：中国汽车报记者 刘慧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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