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11-10,renminwanghsdfuikgbisdbvjuiwegwrkfj

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动静视频”里的啼笑皆非：俄罗斯大妈的中国“寻常”

“动静视频”這个名字，听起来就充满了生活气息，仿佛是捕捉日常瞬间的快照。而当它配上“俄罗斯大妈坐个公交车我成老外了！”这个标题时，瞬间就点燃了无数网友的好奇心。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國城市公交車，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俄罗斯大妈，就这样在短视频的镜头下，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文化冲击波”。

视频中的俄罗斯大妈，我姑且称她为“玛莎”，操着一口略显生硬的俄語，试图与身边的中国乘客交流。对于大多数中国乘客而言，俄语如同天书。沟通的障碍，就像一道无形的墙，瞬间将玛莎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她可能只是想问一句“這趟车到不到XX路？”，或者想讓一下座，但这份简单的意愿，却因為语言的不通，变得异常艰难。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玛莎试图用中文说出一些简单的词汇时，比如“谢谢”、“你好”，甚至是一些带有俄语口音的中文，她的發音和语调，在习惯了标准普通话的中国乘客听来，就如同外国人说话一般。于是，乎乎之间，一个有趣的认知就产生了——“咦，這个阿姨说话有点像外国人，她是老外吧？”

這种“被当成老外”的体验，对于身处异乡的玛莎来说，或许带着一丝无奈和滑稽。她可能是位在中国生活了很久的居民，也可能只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游客。但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身份的“错位”，都為她的中国之行增添了不同寻常的色彩。在中国，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和口音来辨别地域和国籍。

当一个人的語言习惯与我们所熟悉的不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将其归类为“他者”，即“老外”。

这背后反映的，不仅仅是语言的隔阂，更是我们对“多元”的认知方式。我们是否习惯了用一种“标准”来衡量一切？当一个俄罗斯大妈，在中国城市里，如同本地人一样乘坐公交车，但因為語言的“不标准”而被视为“老外”時，这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悖论。这是否也从侧面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融入”的定义，还停留在语言的表层？

玛莎的经历，无疑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丝反思。她可能满怀期待地来到中国，想要體验中国的生活，学习中國的文化，但却在最日常的场景中，体验到了“被标签化”的感受。这种感受，或许并不带有恶意，更多的是一种習惯性的认知模式。但是，对于玛莎而言，这或许會让她觉得，尽管她身处中国，但似乎仍未真正“融入”其中。

视频的传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為玛莎的遭遇感到好笑，有人则替她感到一丝心酸。更多的人，则是在这则短小的视频中，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或许，我们也曾在国外旅行时，因为口音或行为习惯，而被当地人视为“老外”。这种身份的认知，往往是双向的，既有他人强加的，也有自我认同的。

玛莎的“中国公交车老外记”，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是否存在着一些不经意的“刻板印象”？我们是否能够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和事？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看到了语言的障碍，看到了认知的偏差，更看到了中国社會的多元性。玛莎，這位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大妈，用她的经历，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而有趣的“跨文化交流”课。她的“老外”身份，或许是一个标签，但在这个标签背后，更应该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个体，一个在中國城市里，努力寻找自己位置的“旅人”。

“老外”玛莎的中国情缘：从语言隔阂到文化共鸣

玛莎在公交車上被当成“老外”的经历，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引子。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位特殊的“中國乘客”。我们或许可以想象，玛莎的中國之旅，远不止于此。她可能在这片土地上，经歷过更多令人捧腹的误会，也可能收获过更多意想不到的温暖。

抛开“被当成老外”的标签，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玛莎为何會选择在中国生活或旅行。是出于对中國文化的浓厚兴趣？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向往？还是因为这里有她的亲人或朋友？无论原因如何，她的到来，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能够从“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

试想一下，一个俄罗斯大妈，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穿梭，品尝中国的美食，欣赏中国的风景，甚至尝试学习汉語。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中国人或许會因为她的“老外”身份而热情款待，提供帮助；有些则可能因为语言不通而选择回避。而玛莎，也在这每一次的互动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认知，适应着这个陌生的环境。

视频的标题，看似是一句抱怨，但仔细品味，却透露出一种豁达和幽默。玛莎可能并不是真的在抱怨，而是在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来表达她在中国遇到的有趣经历。这种幽默感，恰恰是跨文化交流中最宝贵的部分。它能够化解尴尬，拉近距离，让原本可能存在的隔阂，变成一次次的笑谈。

在中国，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外国人在学習中文时，闹出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他们的发音、语法，甚至对词语的理解，都可能与中国人有所不同。但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了学习和交流的乐趣。玛莎在公交车上的经历，正是这种“不同”的一种缩影。她用她独特的方式，在表达着自己的需求，而這种表达，或许正是她融入中国社会的一种尝试。

当一个社會变得越来越開放和包容时，它也应该能够接纳更多的“不同”。“老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来到我们中间，丰富着我们社會的多元性。玛莎，这位俄罗斯大妈，她可能说着一口带俄语口音的中文，她可能不熟悉中國的某些生活习惯，但她依然是这个城市中的一份子。

从玛莎的视角来看，中国可能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地方。她或许会因為街头巷尾的热情问候而感到温暖，也可能因为品尝到地道的中国菜肴而心满意足。她也可能因为语言不通而感到困惑，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这些都是真实的体验，都是构成她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我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萬里路”。玛莎的经历，正是“行万里路”的生动写照。她不仅仅是在中国旅行，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和理解中国。她的“老外”身份，或许是一种视角，但這种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从未在意过的东西。

或许，我们应该鼓励更多像玛莎这样的“他者”，来到中國，体验中国。讓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当一个社会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接纳不同的文化时，它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成熟和开放的社会。

让我们回到这则“动静视频”。它用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景，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玛莎在公交车上的“老外”经历，与其说是一个个例，不如说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与“他者”的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有趣的文化碰撞，一次心灵的交流。

而我们，又将如何回应这份“碰撞”与“交流”呢？这，或许才是我们更应该深思的问题。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李柱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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