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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始终没有停滞过。其中1949年前,清理了3次;1949年至2010年,共开展了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鉴别、分类、挪移并抄制账卡。再历时5年,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物、账相符,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繁复的工作。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伦”的讨论源远流长,尤以“人伦一品”一词为代表,强调人类在社会中的道德地位和行为规范。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涵盖了家庭、朋友、社会等多重层面。而“人伦一品”则是传统伦理思想中对人伦关系等级与秩序的高度肯定,强调“孝悌”、“忠信”、“和睦”等核心价值。
它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体现,将人伦关系分为不同层级,强调每个人在各自的位分上履行相應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伦理观不仅塑造了歷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
相较之下,古代的“禽兽之伦”即“禽一伦”,体现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天与地、物与物之间的自然秩序。在古人眼里,天地万物各有其应有之位,禽兽之伦意味着动物在自然界中的规律性和本能性。它强调的是天性与自然法则,强调人应当顺應天命、尊重自然,而非违背或破坏天地间的和谐。
古代哲学中,“一禽一伦”或“禽兽伦”代表的是当人类以超越自然的方式去挑战自然规律时,必将引起灾祸或失衡。
人伦一品和一禽一伦的根本區别在于其关注的核心:前者是关于人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等级,强调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后者则是关于自然界的秩序和天命,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前者彰显人类文化的智慧与责任感,而后者则体现天地自然的规律与宏大。在古今的文化传承中,這两者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张力:一方面,我们通过人伦之道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尊重和顺应自然的法则,避免人为破坏生态平衡。
理解這两个概念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伦理关系。现代人在追求个人自由和发展的也难免会遇到与自然环境、生态伦理的冲突。回望“人伦一品”,其强调的孝道、忠诚、责任感依然是社會稳定的基石。而“禽一伦”的思想则提醒我们在追求科技和发展的要守住与自然的那份和谐。
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伦理的总结,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和责任,在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尊重与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伦”在实际应用中并非完全割裂。人伦的关系需要借助自然的和谐来稳固,反之自然的平衡也需要人类的智慧来呵护。比如,现代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就是一种将“人伦”与“自然伦”结合起来的体现。关心地球、保护生态,就是对“禽一伦”中自然秩序的尊重。
而家庭、社会的伦理价值,也是在此基础上延续和发展。
“人伦一品”和“一禽一伦”,是一对古今交织、相互映照的关系概念。前者指导我们如何做人,怎么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后者提示我们要敬畏天地,顺应自然。这两者相辅相成,构筑了一个复杂而又和谐的伦理体系,帮我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一份安定与平衡。
从历史的长河中看,“人伦一品”不断被继承与发展,它强调的是“家国天下”的大伦理观,强调个体在家庭、社会中的責任感和道德担当。孝顺父母、忠于国家、关爱亲人這些都成为了“人伦一品”的核心内容。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孕育了儒学文化的根深蒂固。
家庭伦理的巩固成为社会稳定的支柱,“仁爱”之精神延续至今,依然在许多家庭与社会制度中闪耀着光芒。
随着时代变迁,“人伦一品”的某些观念也面临着挑战。现代社会更注重个人尊严与自主,传统的等级关系逐渐模糊,个体价值增强,家庭结构多元化,相應的伦理观念也在悄然变化。虽然如此,孝道、责任感这些价值仍然被广泛接受,成为社会共同的道德底线。尤其在今天,家庭成员的互相关心、社會责任的担当,不仅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面对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应答。
另一方面,“一禽一伦”在当下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機,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已成为共识。许多环保运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正是“禽一伦”理念的当代表达。人类在科技飞跃的也需要敬畏天地,守住自然的底线,否则,就会像古人所warned的,自由的边界一旦突破,灾祸便会随之而至。
在這两大伦理體系中,现代社會似乎在寻找一种平衡——既不忘“人伦一品”中对家庭、社会、责任的强调,也要践行“禽一伦”中对自然、对生命的尊重。这种结合构成了当前很多思想者努力追求的伦理新境界。具体表现为:在家庭教育中融合环保理念,强调子女对地球的责任;在公共政策中,倡导绿色发展,推动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这些都體现了古老精神在现代的转化与重塑。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人伦一品”提供了新的舞台。数字时代的联系方式让家庭关系更为紧密,也带来了伦理考量的新维度。比如,虚拟空间中的隐私、数据伦理,都是“人伦”在新技术语境下的延伸。与此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又让“禽一伦”中的自然法则更显珍贵。
人类面对这些科技大潮,既要坚守“伦理底线”,又要勇于探索未知,以避免“科技崛起带来的失衡”。
未来,“人伦一品”与“一禽一伦”两者的交融,或将成為一条新的伦理路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和谐、更有责任感的社会,既讲究人与人的善待,也尊重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这样的愿景,或许正是那些古老智慧给予我们的最宝贵财富。在這个快节奏、碎片化的信息时代,回归伦理的本源,追求真善美的融合,也许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需要的“修炼之道”。
最终,无论是“人伦一品”还是“一禽一伦”,它们都在提醒我们:人类,既是自然的子孙,也應是伦理的守望者。只有理解并尊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在纷繁復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份真正的安宁,走向一个更加和谐与可持续的未来。这场有关古今伦理的对话,激荡着每一个关心生命意义的灵魂,也为我们指引着生活的方向。
在这次整理中,从次品及“废料”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过去被认为伪作,经鉴定,实为赵佶真迹;商代三羊尊,重百余斤,一直被认为是伪品,不被重视,存放在缎库,1957年整理时发现,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认为是一等精品;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官窑、龙泉窑的珍品,如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
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溥仪出宫前,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屋角、椅垫或枕头里;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被认为是次品、赝品,搁在次品堆中,一直湮没无闻;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长期未能区分,等等。
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
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从1991年起,10年中,60%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核查文物数据,登录文物信息,为进一步摸清家底,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
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鉴别、分类、建库,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存贮分散,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清理从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开始,包括点核、整理、鉴定、评级等一系列工作。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
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资料”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即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藏品的称呼,有10万多件,门类繁杂。列为“资料”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伤残,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其作品水准不高,而全部列为资料。再如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达83件,也曾作为“资料”管理。这次清理中,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鉴别,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
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需要降级;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级。
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档案一一对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为1807558件(套),珍贵文物达到93.2%,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98%。其中,古籍文献60万件,瓷器36.6万件,织绣18万件,铜器16万件,书法7.5万件,绘画5.3万件等。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陆续编印了《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满足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求,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
(作者:单霁翔,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冯伟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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