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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始终没有停滞过。其中1949年前，清理了3次；1949年至2010年，共开展了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鉴别、分类、挪移并抄制账卡。再历时5年，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物、账相符，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繁复的工作。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性饥饿的阿Q：精神胜利法的现代回响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是中國现代文学史上一座难以磨灭的丰碑。他那独特的“精神胜利法”，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成为一种行为模式的代名词。在阿Q身上，除了那令人啼笑皆非的精神胜利，更深层次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性饥饿”。这种饥饿，并非单纯的生理需求未被满足，而是与他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心理认知以及那个時代的特定背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而悲凉的困境。

阿Q的性饥饿，首先源于他极端的社會边缘化。作为一个无產、无家、无姓的社會底层人物，他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旧社会，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尊严和尊重。他的身体，是饥饿、劳作、被欺凌的载体，却鲜少有机會与“性”这样一种本能的、关乎亲密与连接的体验发生正面的、健康的关联。

他的生活，充满了赤贫和剥削，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存在本身就显得卑微而渺小。在这种生存压力下，生理需求的满足本身就已是奢望，更遑论精神层面的情感交流和性爱的愉悦。

更重要的是，阿Q的性饥饿与他被扭曲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当真实的欲望被现实的残酷无情地压制时，他便诉诸于“精神胜利法”来自我麻痹。他的性幻想，往往是一种荒诞而失真的补偿。他会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些他从未真正得到过的，甚至对他稍有善意的女性，实际上是“勾引”他，是“暗地里愛慕”他。

例如，他会幻想和吴妈“有点什么”，即使是在被打被骂之后，也能将屈辱转化为一种隐秘的“得意”。这种幻想，与其说是对性的渴望，不如说是对失去尊严、失去生命力的绝望呐喊。他将自己被剥夺的、被否定的生命能量，强行投射到一种扭曲的性意淫中，以此来填补内心的巨大空虚。

他的性行為，如果可以称之為行为的话，更是充满了粗暴、不解和对女性的物化。当他强行占有小尼姑的头，或是对王胡的“性”进行嘲讽时，暴露出的不是对性的理解，而是一种对女性身体和情感的漠视，以及一种源于自身匮乏的嫉妒和攻击性。他无法理解“性”的真谛，那包含着情感、尊重、平等和亲密的复杂体验。

在他眼中，女性的身体似乎只是他发泄欲望、证明自己“还算个男人”的工具，或者是一种他永远够不着、只能在精神层面亵渎的禁忌。

阿Q的性饥饿，也是那个时代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產物。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性被视为一种禁忌，被遮蔽、被压抑。這种压抑并非带来纯洁，而是催生了地下涌动的污秽和扭曲。对于底层男性而言，他们不仅承受着经济上的剥削，也承受着社会地位上的压迫。在男女关系上，他们往往缺乏话语权和主动权，女性在他们眼中，可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集压迫与诱惑于一體的復杂象征。

阿Q的性饥饿，正是這种社會结构性压迫和文化禁锢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Q的性饥饿，是他整个生命困境的一个缩影。他的生理饥饿、精神饥饿、情感饥饿，都汇聚在对“性”的扭曲追求中。他无法在现实中获得正常的亲密关系，无法感受到被愛和尊重，于是他只能在脑海里构建一个虚假的、能够让他暂时获得“胜利感”的性世界。

这是一种病态的生存機制，也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我们笑话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也应该看到，在這背后，是对被压抑、被剥夺的生命最原始、最本能的渴望的一种扭曲的回响。这种回响，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显得尤为刺耳，也尤为令人心碎。

阿Q式性饥饿的现代变体：当我们谈论“性饥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鲁迅先生的阿Q，虽然已是百年之前的文学形象，但他所代表的“性饥饿”及其“精神胜利法”，却在现代社会找到了令人不安的“回响”。时代在变，社會在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信息传播空前发达，在某些方面，阿Q式的性饥饿及其变体，似乎以更隐秘、更复杂、更具迷惑性的方式，悄然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今天谈论“性饥饿”时，我们可能不再仅仅指向阿Q那种赤裸裸的生存压迫和精神匮乏，而是指向更广泛的、与现代社会特质交织在一起的，个体在性与情感需求上的失落和困境。

现代社会中的“性饥饿”，其表现形式已然多样化。一方面，有部分群体，尤其是那些在经济、社交、情感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仍然可能面临类似阿Q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性需求难以满足的困境。例如，长期处于单身状态，又缺乏有效的社交途径；或是因为自身条件、性格内向，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甚至是社会经济压力过大，导致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生存而非情感经营中。

这些人群，可能也會出现性幻想的泛滥，或者通过网络等途径寻求短暂的、碎片化的性刺激，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现实无法获得时，便在虚拟世界里寻求补偿。

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即使在物质条件相对充裕、性观念相对开放的环境下，也可能滋生出一种新型的“性饥饿”。這种饥饿，并非源于生理上的绝对匮乏，而是源于精神层面的“质”的缺失。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性变得触手可及，却也变得廉价和符号化。

网络直播、短视频、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露骨的性暗示和性内容，它们极易获得，却往往缺乏情感的温度、个体的独特性和真正的亲密连接。人们可能沉溺于这种“速食”式的性刺激，导致对真实、深刻的情感交流和性关系产生了“免疫”或“疲劳”。

這种“质”的缺失，使得许多人虽然“不缺性”，却依然感到“性饥饿”。他们可能拥有频繁的性伴侣，但缺乏深入的情感共鸣；他们可能在网络上进行大量的性对话，但在线下却难以建立真诚的连接；他们可能在性行为中追求感官的刺激，但却无法体验到性所能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归属感。

这种“饥饿”，是精神上的，是情感上的，是对真正意义上的“性”的渴望，而不仅仅是生理的释放。

与此“精神胜利法”也在现代社会以各种新奇的方式上演。例如，一些人在现实中遭遇情感挫折或性关系不顺，便可能将原因归咎于外界，认為“是女人太现实”、“是社会不公平”，或者沉溺于网络游戏、虚拟世界，在其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以逃避现实的压力。

他们可能将自己得不到的，定义为“不值得拥有”，或者对那些拥有幸福性关系的人，产生一种酸葡萄心理，用言語上的讥讽或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来掩饰内心的失落。这与阿Q将“被打了”转化为“儿子打老子”的胜利，本质上上是相通的。

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个體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的孤独感，也加剧了这种“性饥饿”的蔓延。快节奏的生活、高强度的竞争，使得许多人无暇顾及情感的经营。社交圈子的缩小，人际关系的疏离，也让人们更难找到合适的伴侣。在信息茧房和算法推荐的时代，人们更容易陷入自我设定的信息和社交模式中，与现实世界中的情感需求渐行渐远。

因此，当我们今天谈论“性饥饿”時，我们不應仅仅停留在对生理需求的层面，而更应关注其背后復杂而深刻的心理、情感和社会根源。现代社会中的“性饥饿”，更多的是一种关于连接、关于认同、关于价值的饥饿。它是对真实情感的渴望，是对被理解、被接纳的需要，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而那些以“精神胜利法”为支撑的扭曲补偿机制，虽然能带来短暂的自我麻痹，却无法真正解决内心的空虚和失落。

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今天依然拥有着土壤，而由其衍生出的“性饥饿”变體，更是值得我们深思。它提醒着我们，即使在物质日益丰富的时代，人对情感连接和精神慰藉的需求，依然是那么的强烈而不可或缺。如何在物质与精神、虚拟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疏离的人际关系中重建真实的连接，如何在“性”的表达中注入情感的温度和尊重的底线，這或许是每一个现代个体，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否则，我们可能在追求“不缺性”的道路上，却离真正的“性”与“爱”越来越远，最终成为新时代的“性饥饿”者，在精神的荒原上，重复着古老的悲剧。

在这次整理中，从次品及“废料”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过去被认为伪作，经鉴定，实为赵佶真迹；商代三羊尊，重百余斤，一直被认为是伪品，不被重视，存放在缎库，1957年整理时发现，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认为是一等精品；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官窑、龙泉窑的珍品，如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

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溥仪出宫前，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屋角、椅垫或枕头里；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被认为是次品、赝品，搁在次品堆中，一直湮没无闻；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长期未能区分，等等。

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

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从1991年起，10年中，60％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核查文物数据，登录文物信息，为进一步摸清家底，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

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鉴别、分类、建库，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存贮分散，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清理从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开始，包括点核、整理、鉴定、评级等一系列工作。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

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资料”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即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藏品的称呼，有10万多件，门类繁杂。列为“资料”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伤残，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其作品水准不高，而全部列为资料。再如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达83件，也曾作为“资料”管理。这次清理中，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鉴别，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

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需要降级；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级。

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档案一一对应。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为1807558件（套），珍贵文物达到93.2%，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98%。其中，古籍文献60万件，瓷器36.6万件，织绣18万件，铜器16万件，书法7.5万件，绘画5.3万件等。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陆续编印了《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满足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求，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

（作者：单霁翔，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图片来源：海报新闻记者 李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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