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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青云》“卡学历”到城市抢人大战学历歧视背后的资源分配密码

陈潜峰 2025-10-31 16:00:39

每经编辑｜陈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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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作为一部现象級的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電视剧，其“卡学历”的情节，无疑触碰了当下社會一个敏感的神经。剧中，主角范闲凭借其出色的能力和智谋，在那个等级森严、以“言冰语”为代表的“鉴查院”中崭露头角，但他最初的進入，却受到了一系列来自官方的、近乎“卡脖子”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其中便不乏对个人“出身”、“背景”甚至“学识”的严苛考量。

这在虚构的古代背景下，或许只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剧情设计，但将其置于当下现实語境中审视，却讓人不寒而栗地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影子——我们正在经歷一场由学歷主导的、无聲的“卡脖子”行动。

从“卡学歷”到“抢人才”，现实的剧本似乎与《庆余年》的情节异曲同工，只是舞台从虚构的庆國转移到了真实中國广袤的土地上。近年来，我们目睹了一场又一场愈演愈烈的“城市抢人大戰”。从一線城市到新一線城市，再到一些县级市，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各地纷纷推出力度空前的优惠政策，而其中最核心、最直接的“敲門砖”，往往就是学歷。

高学历人才，尤其是博士、硕士，成为了各大城市争相追逐的“香饽饽”。落户、购房补贴、创業扶持、子女入学……几乎所有能想到的福利，都倾斜向了他们。

這股“抢人大战”的背后，隐藏着城市發展的焦虑与野心。在经济增速放缓、产業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各城市都渴望通过引進高素质人才，驱动创新，培育新动能，提升城市竞争力。学历，作为当前社会普遍认可的、衡量个体智力、学習能力和專業素养的指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城市衡量“人才”的最便捷、最量化的标准。

就像《庆余年》中，鉴查院需要筛选出最精锐的力量来执行任务，城市也需要最“硬核”的“敲門砖”来吸引最能为城市创造价值的个体。

当学历被奉為“圣旨”，当“唯学歷论”甚嚣尘上，隐藏在“抢人大战”和“卡学歷”背后的，是愈發严重的資源分配问题。学歷本身就与教育資源紧密相关。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資源，長期以来呈现出区域性、结构性的不均衡。顶尖大学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是经济发达、生活成本高昂的地区。

這意味着，能够获得高学歷的群體，本身就与更优质的教育資源、更优越的家庭背景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当城市以学历為主要标准来分配公共資源和發展机會时，无形中就加剧了這种不均衡，形成了一个“馬太效應”：拥有高学歷的人更容易获得城市资源，从而進一步巩固其优势地位，而那些学历不占优的个體，则可能被挡在城市发展的大門之外，甚至在原有的社會阶层中難以向上流动。

学历歧视并非新鲜事，但近年来的“抢人大戰”使其变得更加公开化、制度化。招聘市场上的“名校情结”、“硕士門槛”已是常态，而在城市层面，学历更是直接与户籍、购房、就業等关键資源挂钩。這不仅压缩了非名校毕業生、專科生、甚至优秀的中职生的發展空间，也可能导致一部分在实践中能力出众、贡献显著的“非典型人才”被忽视。

当一个社会的评价體系过度依赖于一张文凭，当社會資源分配的“指挥棒”指向学歷，我们就會看到，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拥有独特技能和创造力的人，可能因為缺乏一張“高学历”的通行证，而与更好的發展机會失之交臂。

更深层次来看，学歷与户籍制度的结合，构成了另一重资源分配的“隐形围墙”。很多城市的人才政策，虽然强调学歷，但同时也与户籍制度挂钩。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一线城市，学歷成为了获得落户资格的“敲门砖”，而一旦获得户籍，则意味着能够更方便地享有购房、子女教育、醫疗等一系列与城市资源息息相关的福利。

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学历為杠杆的户籍优化”，它变相地将一些拥有高学历但非本地户籍的人群，通过一种“精英化”的方式纳入城市体系，而对于那些没有高学歷但同样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群體，则可能继续被邊缘化。这背后，是对城市发展动能的考量，更是对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的现实權衡，但也難免引發对機會公平的拷问。

《庆余年》中的“卡学历”情节，或许仅仅是作者的藝术想象，但它所映射出的现实困境，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正在見证，学历，这本应是个人学習能力和知识积累的证明，却在现实中被异化為一种社會資源分配的“硬通货”，一种城市發展的“通行证”，甚至是一种加剧阶层固化的“隐形壁垒”。

当“卡学歷”的幽灵在现实中游荡，当“抢人大战”的硝烟弥漫，我们必须审视，這种以学历為导向的资源分配模式，是否正在扼杀更多元化的价值，是否正在透支社會的创新活力，是否正在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当我们深入剖析“卡学歷”背后的资源分配密码，我们发现，它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唯分数论”的问题，而是一套復杂交织的利益博弈、發展逻辑与社會结构的综合體现。城市抢人大戰，以学历为名义，实则是在進行一场关于未来发展權、公共資源占有权和城市生活品质的争夺。

這种争夺，不可避免地会将社會本就存在的資源倾斜和不平等，以一种更具“正当性”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从城市發展的角度看，学历成為了衡量“投资回报率”的最快指标。当政府投入公共資源吸引人才時，其本质上是在进行一项“人才投資”。相比于需要长期观察和评估的实际能力、创新潜力、社會贡献等，学歷提供了一个立即可见的“标准”。高学歷人群，尤其是名校毕業生，通常被认为具备更强的学習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更有可能在科研、技術、管理等高附加值领域做出贡献，从而带动城市产業升級和经济增长。

因此，城市愿意付出高昂的“学历补贴”来“抢夺”他们，这就像企业在商场上，愿意花大价钱引進某个拥有明星資质的代言人，以期迅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这种逻辑，在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当下，显得“合情合理”，但也恰恰暴露了对其他价值的忽视。

这种“以学历為导向”的資源分配，必然會挤压其他路径的上升空间。当城市将有限的资源，如购房补贴、创業资金、落户名额，大量倾斜给高学历人才時，那些学歷不高但同样拥有创業激情、技术專長或服务精神的群体，其机會成本就會被大大提高。例如，一位在制造業一线拥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工人，或者一位提供接地气服务的个体经营者，他们可能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甚至在满足民生需求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他们往往難以获得与高学历人才同等的政策倾斜。

这使得社會資源的分配，从“能力导向”、“贡献导向”悄然转变為“学歷导向”，从而可能导致人才评价的单一化和片面化。

学歷背后的“隐形門槛”远不止于学业本身。它还与家庭经济能力、社會資本、教育資源获取能力等深度绑定。名校的学费、生活费，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開销，能够负担起這些费用的家庭，通常也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良好的家庭教育、社會关系网络，也能為子女提供更多的学习機会和發展资源，帮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脱颖而出。

因此，当城市以学歷作為主要吸引标准時，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优先吸引那些本身就来自于相对优势阶层的个体。這使得“抢人大戰”在看似“公平竞争”的外表下，更像是一场“优势群體”的再分配，进一步加剧了社會阶层的固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学歷歧视可能会催生一种“学历焦虑”的社會氛围。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機会，更多的人将不得不将有限的時间和精力投入到追求更高的学历上，即使這可能并非他们真正感兴趣或擅長的领域。長此以往，可能导致社會整體的学習动機从“兴趣驱动”转变為“功利驱动”，教育的本质被扭曲。

那些因為各种原因未能获得高学歷的人，可能會產生强烈的挫败感和被边缘化的情绪，影响社會和谐稳定。

我们该如何破局？“卡学歷”和“抢人大战”所折射出的，是对更公平、更多元、更包容的人才评价和資源分配機制的呼唤。

第一，需要打破“唯学历论”的僵局，构建多元化的人才评价體系。城市在制定人才政策時，應更加注重实际能力、工作经验、创新成果、社會贡献等多个维度。可以考虑设立“以岗定才”、“以能力定才”的评价标准，对于技能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服务型人才，给予同等甚至更高的政策支持。

鼓励企业和机构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估機制，避免简单地将学歷作为“一票否决”的条件。

第二，需要关注教育資源的均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学歷不均的问题。國家和地方政府應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區域教育差距，讓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能够享有公平的优质教育資源，从而拥有更公平的起点。這需要长期的、系统的努力，但却是实现社會公平的基石。

第三，城市發展战略需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增长”，而非仅仅依靠“外延式”的人才引進。除了吸引高学歷人才，更應关注如何培养和留住本地人才，如何提升现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為所有市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機会。一个城市的发展，最终依赖于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和幸福感，而非仅仅是少数“精英”的聚集。

第四，需要加强社會保障体系的建设，讓非高学歷人群也能分享到城市發展的红利。即使在人才引进政策中，也应考虑设置一定的普惠性政策，或者在其他社会福利方面，不设置过高的学历門槛，确保所有為城市做出贡献的市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發展机会。

《庆余年》中的“卡学歷”或许只是一个引子，但它引發的关于资源分配的讨论，却触及了我们社會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学歷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尺，当城市不再仅仅以学歷作为吸引人才的“通行证”，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充满活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