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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东京塔》越南1986版：一段跨越時空的爱情传奇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越南，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传递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尤其是1986年推出的《东京塔》越南版本，凭借其深刻的情感共鸣和细腻的剧情描写，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心中的经典。这部影片在越南散發出不同于日本原版的独特魅力，融合了当时越南社会的背景与文化元素，讓人仿佛穿越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东京。

《东京塔》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亲情与成长的故事。故事的主线围绕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他们在东京的生活中经历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也面对着家庭的变故与自我认同的挣扎。此版本在越南上映后，引起了广泛共鸣，它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电影，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越南年輕人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的梦想与迷茫。

为什么这部影片能够如此打动人心？或许是因为它的故事极具普遍性：关于遗憾与希望，关于成长中的挣扎与坚持。更何况，越南观众在那个時间段，正值社會转型、思想碰撞的关键时期，《东京塔》的情感诉求恰恰满足了他们对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渴望。這部电影在越南的放映，不仅点燃了情侣们的热情，也唤醒了广泛的共鸣——那份关于梦想的坚持、关于愛情的勇敢，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版的《东京塔》在配乐和场景渲染上也融入了本土元素。诸如越南传统音乐与东京的都市节奏结合，讓影片具有独特的文化交融感。尤其是在东京塔的夕阳映照下，爱情的旋律显得格外温暖而动人。這不仅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也让越南观众在心底里找到了一份归属感。

越南1986年的社会背景，让影片中的人物更加真实，情感更为贴切，唤起了许多观众心底的共鸣。

除此之外，这个版本还强化了人物的情感细腻表达。男主角的内心挣扎、女主角的坚强勇敢，通过细腻的演绎，成為那一代人心中永恒的回忆。很多越南观众至今还记得在电影院中泪流满面的场景，那是关于爱情纯粹与成长蜕变的感动，也是文化交流穿越时空的最佳印证。

越南1986版的《东京塔》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成为一段时代的写照。一份关于梦想、爱情、勇气与坚持的集体记忆。在每一个欣赏它的時刻，无数越南人都能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那份恍若昨日的青春与热血一直在心中萦绕，曼妙如东京塔的灯火，越燃越亮。

如何一部电影影响一代人心灵——《东京塔》越南1986版的深层意义

如果说《东京塔》越南1986版是一面镜子，那镜子里映出的，不只是爱情和成长，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讓无数观众在情感层面达到了共鸣，也在文化层面產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望那段历史，电影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对话。

在当时的越南社会背景中，诸多年輕人正处于迷茫的青春期，渴望理解人生的真谛。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充满诗意，却带有苦涩的现实味道，成为许多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的心灵导师。它表现了个体面对社会变革时的挣扎与坚韧，也彰显出了爱的力量——尽管时间和空间差异，但真爱始终能穿越一切障碍。

《东京塔》用细腻的镜头語言，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与他人、关于梦想与责任的故事。它不像其他商业大片那样追求视觉冲击，而是專注于心理和情感的细腻描写，这也是越南观众最为钟情的地方。或许在那个年代，表达真实情感的方式依然有限，而这部电影恰恰用真挚的爱情与人性刻画，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当时，它还深深植根于观众的内心，成为精神支柱。有人说，《东京塔》是“青春的圣经”，有人讲它是“成長的痛并快乐着”。它帮助年轻一代学會了面对困难，勇敢追求梦想，无论未来多么不可预测。很多父母也喜欢将它介绍给下一代，用电影里的情感教育孩子，传递坚韧与善良。

更令人感慨的是，这部電影的文化影响远超越越南本土。在全球范围内，它被改编、翻拍，多次在不同国家重新演绎，彰显了一个关于愛与成长的普世价值。一百多年前的东京塔，如今也成为了许多电影与艺術创作的象征——希望、坚韧和永不放弃的信念。

逐渐地，电影成为了一种跨时代的精神遗产。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重温《东京塔》的故事，仿佛是一份返璞归真的心灵之旅。那片刻的感动，为我们提供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心中的那份纯粹与执着永远不会消逝。

回头看，越南1986版的《东京塔》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成了一座心灵的灯塔，照耀了一代人的成長之路。每当我们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再次回味這部作品，都会发现它带来的，不只是感动，更是一份无限的希望、一份不灭的坚持……那一份关于爱、成长与梦想的火焰，将长久地燃烧在人们的心中，照亮未来的每一步。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记者 杨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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