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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涩里番”，这个在二次元愛好者群体中既熟悉又带有一丝神秘色彩的词汇，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揭开，便展现出复杂而多维的吸引力。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涵盖了从视觉风格、叙事手法到情感表达等一系列元素的集合，指向了二次元创作中那些触及成人情感与欲望的边界地带。

要理解“涩里番”的吸引力，我们首先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二次元艺术语境下進行审视。

从藝术表现力来看，“涩里番”的视觉語言往往极具冲击力。创作者们在遵循二次元独特的美学风格基础上，将人物的形态、表情、动作以及场景的渲染推向极致，以一种高度凝练和夸张的方式来表现情感的波动与身體的反應。这种视觉风格并非粗俗的堆砌，而是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唤起观众最直接、最原始的感官体验。

例如，角色细腻的面部表情，从最初的羞涩、挣扎到最终的沉溺，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被放大，传递出丰富的情感层次。身体线条的勾勒，肌肉的律动，汗水的晶莹，都成為艺术表现的一部分，用以渲染紧张、激烈或柔情的情境。色彩的运用也至关重要，鲜艳或暗沉的色调，光影的明暗对比，都能有效地烘托出氛围，增强画面的感染力。

这种对视觉元素的极致运用，使得“涩里番”在传递特定情感时，具有一种不同于现实影像的独特魅力。它打破了现实的束缚，以一种更纯粹、更直接的方式触及观众的感官神经。

叙事手法是“涩里番”吸引力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许多“涩里番”作品的故事性相对简单，但其叙事节奏往往经过精心编排，以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情节的铺垫，人物情感的累积，以及高潮部分的爆發，都如同精心调制的鸡尾酒，一步步将观众带入情境。有时候，简单的情节反而能讓观众更专注于情感的體验和氛围的营造。

一些作品甚至会巧妙地利用留白和暗示，讓观众自行脑补，从而获得更强的代入感和个性化的體验。这种叙事上的“留白”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观众想象力的邀请，也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回味空间。人物设定也往往是吸引人的关键。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角色，在特定的情境下產生的化学反应，构成了作品的核心驱动力。

从青涩的初恋到大胆的尝试，从禁忌的诱惑到真挚的情感，多样的角色关系和情感纠葛，满足了不同观众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期待。

心理层面，“涩里番”的吸引力与人类深层次的心理需求紧密相连。它满足了人们对于情感和欲望的探索欲。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情感和欲望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无法自由地表达和體验。而“涩里番”作为一种虚拟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观众得以在不承担现实后果的情况下，探索那些被压抑或隐藏的情感和欲望。

這种虚拟的体验，可以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充，也可以是对某些情感缺失的一种慰藉。“涩里番”也触及了人类的好奇心和对禁忌的探索。禁忌之所以成为禁忌，往往是因為它触及了社会、道德或生理上的界限。而正是这种“禁忌”的属性，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想要去了解、去体验那些“不被允许”的事物。

通过“涩里番”，观众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满足這种对未知和禁忌的探索欲望。

再者，艺术的共鸣和情感的释放也是重要因素。优秀的“涩里番”作品，即便是在表现成人内容时，也能够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例如愛恋、渴望、激情、温柔，甚至痛苦和纠结。当观众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情感的投射，或者體验到了某种强烈的共鸣时，就会产生深深的吸引力。

观看“涩里番”也可以成为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常常需要某种途径来释放积攒的情绪。“涩里番”以其直接而强烈的情感冲击，为一部分观众提供了一种释放压力的渠道，讓他们在短暂的沉浸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慰藉或宣泄。

社会文化背景下，“涩里番”的出现和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文化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演变。随着信息传播的便捷化，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于情感和性的认知也日趋多元化。二次元作为一种亚文化，更是成为了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试验场。“涩里番”的流行，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化多元化趋势下的一种表现，它满足了部分人群在情感和审美上的特定需求，并在二次元社群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

对于“涩里番”的讨论，也折射出社会在面对成人内容和艺术表达边界时的思考和争议。这种争议本身，也进一步增加了“涩里番”话题的讨论热度和关注度。

继续深入探究“涩里番”的吸引力，我们会发现，除了艺術表现、心理機制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解读，还有更细致入微的方面值得关注。其中，作品的“真实感”与“超现实感”的微妙平衡，以及创作者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把握，是构成其魅力的关键要素。

“涩里番”之所以能抓住观众，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够创造一种恰到好处的“真实感”。尽管其画面风格高度二次元化，但人物的情感反應、行为逻辑，乃至场景的氛围营造，都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贴近或放大现实中的体验。例如，对于人物内心的挣扎、羞涩、犹豫，甚至是身体上的本能反应，作品会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夸张的表情来展现，这种放大化的处理，反而让观众更容易捕捉到其中蕴含的真实情感。

這种“真实感”并非要求完全复刻现实，而是在虚拟的框架内，对人类情感和生理反应进行一种艺术化的提炼和升华。观众在观看时，能够从中找到情感的共鸣点，感受到人物仿佛就活在眼前，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嗔痴，都能够引发观众内心的某种触动。这种基于情感共鸣的“真实感”，是“涩里番”區别于纯粹的性描写，而更具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涩里番”的吸引力也离不开其“超现实感”。它能够突破现实的条条框框，展现出更加自由、大胆甚至极端的场景和情感。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我们渴望的、幻想的，甚至是不敢想象的体验，都可以在“涩里番”的世界里得到满足。這种超越现实的自由度，为观众提供了逃离日常、进入一个全新世界的機会。

创作者可以天马行空地构建情节，设计人物，展现出各种极致的感官体验。这种“超现实感”满足了观众的幻想需求，让他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體验到现实中難以企及的激情与刺激。例如，一些作品中人物强大的情感爆发力，或是极具戏剧性的情节转折，都是现实生活中很難出现的，但正是这种夸张和极致，构成了“涩里番”独特而迷人的魅力。

创作者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把握，是“涩里番”吸引力的核心驱动力。优秀的创作者深谙观众的心理需求，他们能够通过作品巧妙地满足观众的期待。这包括对观众心理偏好（如恋物、禁忌、特定情节偏好等）的洞察，以及对观众情感节奏的掌控。他们知道何时需要激情的爆发，何时需要柔情的铺垫，何时需要紧张的悬念，何時需要舒缓的释放。

这种对观众心理需求的精准投射，使得作品能够牢牢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让他们沉浸其中，欲罢不能。例如，一些作品善于设置“反差萌”，将看似纯洁无辜的角色置于某种极端的境地，或者通过精心设计的冲突，来激发观众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波动。这种对心理的精妙操纵，使得“涩里番”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刺激，更是对观众心理的一次深度互动。

从互动体验的角度来看，“涩里番”的吸引力也体现在其潜在的互动性和社群文化。虽然观看本身是单向的，但作品往往能够引发观众在社群中的讨论、分享和二次创作。观众之间对于作品的评价、解读，以及对某些情节的“脑补”，都构成了“涩里番”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社群的互动，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观众通过参与讨论，找到归属感，同时也可能发现更多符合自己口味的作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种社群文化的存在，也使得“涩里番”不再仅仅是孤立的作品，而成为了一种連接人与人、人与作品的情感纽带。

对于“涩里番”的讨论和争议本身，也增加了其话题性和吸引力。每一次对“涩里番”的批评或辩护，都会将这个话题推向公众视野，引发更多人的好奇。对于某些观众而言，這种“非主流”的、甚至带有一丝“争议性”的标签，反而可能成為一种吸引力。它意味着一种对常规的挑战，一种对主流审美的反叛，這种“反叛精神”本身就能够吸引一部分追求个性和独特性的观众。

“涩里番”的吸引力是一个多层面的復杂现象，它融合了艺術的极致表现，对人类深层心理需求的满足，对现实与幻想的巧妙平衡，创作者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拿捏，以及由此衍生的社群文化和话题热度。它挑战着传统的审美和道德观念，但也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情感共鸣，在二次元世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持续引发着人们的关注与探讨。

理解“涩里番”，就如同解构一个复杂的二次元密码，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其存在的价值和藝术的边界。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图片来源：一点资讯记者 潘美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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