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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军区组织官兵到红色场馆参观见学。陈安国摄

藏北阿里，寒风凛冽，英气浩荡。

在海拔5100米的党旗山下，记者仰望这象征信仰的精神高地，两个问号在心头盘桓不去——

是什么，支撑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在无数艰难困苦中立身为旗，走在队伍前列？又是什么，让其中一些人，在权力诱惑下迷失方向，把“公器”当做谋取私利的手段，导致身败名裂？

在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的今天，记者踏访红色旧址、追寻先辈足迹，试图用眼睛发现、用脚步丈量，探索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从青藏高原的“朴素道理”，到三湘大地的“源头追思”——

把“公”字高悬头顶

夜色渐深，带队驻训喀喇昆仑高原的某团董政委正在伏案筹划明年的工作计划。

他的脸颊晕染着“高原红”，双手粗糙皲裂，眼神却清澈坚定。身后墙上，一个笔力遒劲的“公”字引人注目。

“这个‘公’字，是我到任第一天就为自己写下的。”长期在高原工作，董政委说话带着轻微的气喘，“你看这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如果主官心里藏了私，腰杆子就不硬，那部队的风气就坏了、人心就散了，谁还会铁心守边防？我常和班子其他成员说，领导干部应时刻把‘公’字高悬头顶。”

“我的一位老首长对我影响很大。”董政委打开了话匣子。几年前，这位老首长在内地读大学的侄女来看他。路途险远，没有公交车，中间要翻越好几个达坂。老首长硬是没派公车，而是让侄女搭上给部队送给养的卡车，和蔬菜、罐头挤在一起，颠簸了整整一天。

没问题，请看这篇关于“丰满的身材与理论”的软文：

曲线的颂歌：打破审美的单一囚笼

在漫長的人类历史長河中，我们对“美”的定义，尤其是对女性身体的审美，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希腊雕塑的健美，到文艺复兴时期鲁本斯画作中饱满的生命力，再到如今时尚界推崇的骨感之美，每一次审美的变迁都深刻地烙印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和哲学思潮。

在近现代，尤其是在媒体和消费主义的强势影响下，一种极其狭隘、单一的“理想”身材标准被广泛传播，并逐渐固化，给无数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焦虑。“瘦即是美”的口号，如同紧箍咒一般，束缚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的认知和接纳。

“丰满的身材”在这样的语境下，常常被贴上“不健康”、“不自律”、“不时尚”的标签，甚至被视为一种“缺陷”。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这种“丰满”。它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脂肪堆积，更是一种被社会文化所建构、所贬低，却又蕴含着强大生命力和潜藏反抗力量的身体形态。

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对身体的审美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權力话語的体现。这种话语往往由少数占据话語权的群体（例如媒体、广告商、时尚产业）所构建和传播，他们通过持续的宣传和营销，将特定的身体形态塑造成“理想”和“正常”，以此来巩固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力。

而那些不符合这种标准的身体，就被边缘化、被妖魔化。丰满的女性，恰恰是这种单一审美话语的“异类”，她们的存在本身就对这种标准构成了挑战。

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身体政治”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這一点。身體政治认为，个体的身体并非纯粹的生物学存在，而是与社会、文化、政治力量紧密相連的。女性的身体，尤其容易成为社会控制和规训的对象。历史上，女性的身体常被视為男性的财产，其价值往往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男性的审美和生育功能。

即使在现代社会，這种影响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和复杂。

“丰满”常常被与“母性”、“生育”、“成熟”等概念联系起来，这些概念在某些文化中被视為女性的天然属性，但在另一些文化中，又可能被视為“老气”、“缺乏活力”的代名词，其价值被进一步压缩。女性主义者批判的是，这种对“丰满”的二元评价（要么是繁殖的工具，要么是失去吸引力的表现），都是一种狭隘的、服务于父權制社會的解读。

“丰满的身材”其实代表着一种多样化的、充满生命力的身体存在。它挑战了“瘦即是美”的单一化审美，提醒我们，美是多元的，健康的身体形态也是多元的。过度追求骨感，反而可能导致不健康的饮食習惯和心理问题。一个丰满的身体，只要是健康的，就同样拥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生命力。

女性主义还强调“身體自主权”。这意味着女性有权决定自己的身體如何被看待、如何被对待，以及如何被呈现。对于那些拥有丰满身材的女性来说，拥抱自己的身体，拒绝被社会定义的“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和解放。这种接纳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对身体的爱与尊重，是对社會压力的勇敢回击。

我们不应将“丰满”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身材类型，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对现有审美体系的挑战，一种对身体多样性的肯定。当我们将目光从单一的“瘦”移开，去欣赏那些曲线优美、充满力量的丰满身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为女性的身體解放开辟新的道路。這不仅仅是关于身材的改变，更是关于认知的重塑，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一次深刻肯定。

理论的棱镜：解码丰满身材的社会文化内涵

在前一部分，我们探讨了“丰满的身材”如何挑战单一的审美标准，并初步引入了女性主义的视角。现在，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工具，去解码“丰满身材”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它与女性主体性、身体解放的关联。

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建构论”对于理解身体意象至关重要。它指出，我们对身体的认知，包括对“胖”与“瘦”、“美”与“丑”的判断，并非天然如此，而是由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经济發展等多种因素共同建构而成。在当代社会，以西方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媒體、广告、影视作品等途径，不断传播一种以瘦為美的身体模因为，这种模式化、非自然的身体形态，被过度美化和推广，从而挤压了其他身体形态的生存空间。

“丰满”在這样的語境下，往往被置于“非主流”的地位，被标签化为“问题”。例如，媒体常常将丰满身材的女性描绘成缺乏自控力、生活不规律的形象，或者将其置于“需要被改造”的境地。这种描绘，不仅是对丰满女性的不公，更是对女性身体多样性的粗暴否定。女性主义者对此类叙事提出质疑，认為这些叙事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并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利益。

更進一步，我们可以从“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丰满”。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强调身体的多元性、流动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她们认为，任何试图将身体划分为“好”与“坏”、“正常”与“不正常”的做法，都是父权制社会为了维持其权力结构而进行的规训。

因此，拥抱“丰满”不仅仅是对一种身材的接受，更是对身体多元性的肯定，是对權力话语的挑战。

“丰满”也与“母性”和“成熟”等社会文化意象息息相关。在一些传统文化中，丰满的女性身体被视为生育能力强、生命力旺盛的象征，代表着一种成熟和安稳的美。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这种意象常常被解构，甚至被负面化。例如，年轻、苗条的身體更容易被视為“欲望”的载體，而丰满的身体则可能被暗示为“衰老”或“失去吸引力”。

女性主义者批判的是，这种对身體意象的解读，仍然受到性别权力分配的影响，女性的身体价值被过度简化為年轻和性吸引力，而忽视了其内在的力量和成熟的美。

“丰满身材”的个体经验，也常常伴随着社会污名化和歧视。许多丰满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會经歷来自他人的评价、嘲笑甚至排斥，这种经歷会深刻影响她们的自我认知和心理健康。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赋权”（empowerment）概念，在这里显得尤為重要。赋权意味着帮助女性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打破内化的歧视，并争取在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和尊重。

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赋權的第一步，往往是对自身身体的“再想象”。这意味着，不再被动接受社会灌输的“不完美”标签，而是主动去发掘和欣赏身体的独特之美。这种美，可能體现在曲线的柔和、力量的展现，或是生命力的蓬勃。这是一种从“被观看”到“自我观看”的转变，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过程。

“身体自主”是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它延伸到对身體的认知、选择和表达。拥抱丰满身材，并非要求所有女性都变得丰满，而是强调女性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健康的身体形态，并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身体羞辱和规训。这是一种对自己身體的完全拥有，是对个人自由的最高追求。

总结来说，“丰满的身材”不仅仅是一种身体形态，它更是女性主义理论实践的一个重要场域。它触及了审美标准的社会建构、性别权力运作、身体意象的文化解读，以及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与赋权。当我们以女性主义的理论棱镜去审视“丰满”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身体的多样性，更是女性在争取身体自主和解放的道路上，所展现出的强大力量和智慧。

这种力量，来自于对自身身体的深切热爱，来自于对社会压力的勇敢反抗，来自于对多元之美的坚定追求。

“这事听起来不近人情，但在我们这儿却是不成文的规矩。”董政委说，“为什么？因为它传递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权力姓公，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这种‘不近人情’，体现的是公私分明，守护的正是官兵心中那杆秤。”

从青藏高原来到三湘大地，恰如江河对源头的仰望。

记者穿越绵绵细雨，来到湖南宁乡市花明楼镇“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这里，陈列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各种早期版本。

“刘少奇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最重要的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副馆长熊学爱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有些干部出问题，根子就是‘思想意识修养’没跟上，把权力当成了特权。”

跟随着讲解员韩琦的解说，记者看到了一套珍贵的文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1981年给社科院转中组部的信，和中组部开具给王光美代刘少奇缴纳的党费收据。

为什么在刘少奇逝世后，王光美还要帮他交党费呢？原来，刘少奇生前曾嘱咐王光美，将他所写著作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

1945年，延安一带大旱。一天，报社送来一笔稿费，刘少奇坚决不收，并耐心解释道：“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解放区群众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儿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

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午餐时，与记者同行的某部干事李亮亮，讲起了半年前的一次经历。当时，该部政治工作局一名领导到宁乡调研。午餐时间，他们和官兵一起排队打饭，围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边吃边聊。

“端一样的饭碗，吃一样的饭菜，看起来是小事，但在战士心里，就是官兵一致的具体体现。”事后，这名领导对随行人员说，“党性修养，不是看你报告写得怎么样，而是看你对待一顿饭、一次用车等这些小事的态度。”

从南方局“去留抉择”，到毛泽东“送子参战”——

把“责”字铭刻心头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时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办公室门口的展板上写着几句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的题词。

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担心南方局同志们的安全，连日急电红岩：干部立即撤退，恩来、剑英、颖超、必武等重要干部最短期离渝。

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深入分析，大家认为此时难以离开。如若离开，意味着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于抗日大局不利。周恩来坚定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经向中央反复陈说，中央同意部分撤、部分留。

“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但我们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周恩来对留下的同志们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

这番话，现在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周恩来的感召下，面对白色恐怖和各种诱惑，南方局机关所属人员中没有出现一个叛徒和逃兵。

湖南湘潭，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人流如织。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展柜里，几件物品让记者驻足良久——两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

记者的眼眶瞬间湿润了：这是毛岸英烈士的遗物！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有人劝阻，毛泽东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仅仅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于美军轰炸中，年仅28岁。

纪念馆里异常安静。专程来纪念馆参观的志愿军老兵南启祥，默默擦拭着眼角。他喃喃自语：“送儿上战场，血洒山河间……这是怎样的奉献啊！”

“当毛主席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他沉默了良久，然后说，‘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他强忍悲痛，将儿子的遗物悄悄收藏起来，一直珍藏到生命的终点。”前来参观的韶山市人武部付政委告诉记者，“毛主席在1959年回韶山时，写下一首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为了革命的胜利，可以奉献出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团圆，甚至最宝贵的生命。这种牺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伟人刻骨铭心的付出。

历史的回响，总能照进现实。记者不禁想起在阿里高原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在高原服役20多年的团长，组织上考虑将他调整到内地部队。征求意见时，他却要求留下：“我的身体没问题，让我再带一轮新人，把经验传下去。”

记者在阿里采访时，他正带着部队拉练。在海拔5000多米的训练场上，他和年轻官兵一样，负重奔袭。他对记者说：“当官就意味着奉献，革命就意味着牺牲。看到边防稳固，看着官兵一天天成长，我心里踏实。”

从刘伯承“请缨办校”，到新时代“向战赛马”——

把“能”字扛在肩膀

“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只是清廉自守远远不够。如若庸庸碌碌，打不开局面、带不好队伍、完成不了任务，那同样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

研学课堂上，研究员王进的话让记者想起了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炉火纯青。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却主动要求“远离”前线。

1950年，面对我军干部文化水平低、现代化军事知识匮乏的现状，刘伯承主动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转身去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对毛泽东说：“让我去办学校吧！我愿当个教书先生。”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变：从统兵领兵的野战军司令员，转身成为培养人才的“园丁”。在新的岗位上，刘伯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发展了我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

时空流转。记者欣喜地看到，新时代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涌现出很多把“能”字扛在肩膀上的带兵人。

在东部战区某旅，记者见到了刚从演训场下来、迷彩服上还沾着泥土的张政委。他办公室墙上最醒目的，是一张“营主官战斗力贡献度评估图”。

“有人说，当官要有‘官威’，这种思想要不得。”张政委快人快语，“在我们旅，最大的‘官威’就是能打胜仗。脑子里整天琢磨‘上位’，哪有精力研究‘战位’？”

今年初，一个关键岗位空缺。张政委在党委会上鲜明表态：“这个位置，是负责战胜敌人的‘铁拳头’，是骡子是马，拉到实战化考核场上去遛遛！”

“向战赛马”，导向鲜明。最终，一位在联合演习中表现出过硬指挥能力的营长胜出，在全旅立起了“谋战者上、胜战者进”的风向标。

将镜头拉回到记者此次寻访的起点——那片练兵备战的雪域高原。

在阿里高原某团驻训地，记者观摩了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蓝方分队在年轻的王营长指挥下，利用复杂地形和信息化手段，出奇制胜。

演练结束复盘，面对王营长对敌我态势、装备性能、战术运用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场的老同志频频点头。

休息时，记者和王营长聊了起来。他的目光清澈坚定，眼神里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锐利。

“在野战部队，尤其在高原，官兵最认什么？”记者问他。

“认能力，认本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职务再高、资历再老，如果训练跟不上、指挥不到位，官兵心里就不会服气，我们要靠真才实学、靠能打胜仗立身。让人信服的，永远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带领大家打胜仗的能力。”

（记者 严 珊 刘宝瑞 采访得到卜韬、陈静、李铁、荣俊运、张永清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不凭“惯性”凭“党性”

行程万里，初心如磐。这一路，是寻根之旅，更是砺志之行。

心学常修，党性常炼。新征程上，党员领导干部仍在一刻不停地书写共产党员的“心学”答卷：以“公”为魂，以“责”为骨，以“能”为基。新时代强军征程上，各级领导干部唯有不凭“惯性”凭“党性”，砥砺前行、永不懈怠，才能确保心中的天平永不倾斜、手中的权力永不蒙尘、肩上的责任永不滑落，才能无愧于统帅的期望、无愧于先辈的牺牲、无愧于人民军队的胜战荣光。

图片来源：看看新闻网网记者 杨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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