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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亚洲毛耳耳的奇妙初探：自然界的听觉艺术

“亚洲毛耳耳”——这个词语本身就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仿佛能唤起我们对遥远东方国度某种独特声音的想象。当我们提及“亚洲毛耳耳”时，我们并非指向某一种具体的、被科学界广泛定义的生物物种，而是试图勾勒出一个更广阔、更具象征意义的概念。它可能是一种对自然界中某些具有特殊听觉结构生物的泛指，也可能是一种文化现象的隐喻，甚至是一种艺術创作的灵感源泉。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亚洲地区确实孕育了无数令人惊叹的生命形式。如果我们将“毛耳耳”理解为一种拥有特殊“毛发”状结构，并且与“耳朵”这一听觉器官紧密相关的生物特征，那么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些令人着迷的可能性。例如，在某些昆虫或小型哺乳动物中，我们可能會发现一些细微的、绒毛状的附属物，它们并非直接构成我们认知中的“耳朵”，但可能在声音的接收、传播或共振中扮演着意想不到的角色。

想象一下，在潮湿的亚洲雨林深处，一只身披细密绒毛的小型生物，它的“毛耳耳”可能如同一张精密的雷达网，捕捉着空氣中微弱的震动，传递着关于环境、捕食者或潜在伴侣的信息。這些“毛耳耳”并非为了发出响亮的聲音，而是为了更精妙地“聆听”世界，它们是自然界为适应特定环境而演化出的精巧设计。

再者，“毛耳耳”的意象也可能指向一些我们尚未深入了解的声学现象。在广袤的亚洲大陆上，存在着许多独特的地质构造和生态系统，这些都可能产生一些极其特殊的声学环境。例如，某些山谷中的回声模式，或是特定植物群落发出的细微共振，是否也能被我们以“毛耳耳”的视角来解读？这些“声音”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听见”，而更像是一种触觉、一种震动，通过某种特殊的介质传递，而“毛耳耳”则象征着我们感知这些细微信号的能力。

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些古老的亚洲寺庙，或是被遗忘的丛林遗迹中，空气中弥漫着岁月的低语，只有那些拥有“毛耳耳”般敏感感知能力的人，才能捕捉到这些无形的回响。

“亚洲毛耳耳”的魅力，还在于它与“耳朵”这一器官本身的象征意义。耳朵，是连接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桥梁，是理解、共情、学习的起点。在亚洲的许多文化中，“听”往往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含义。倾听，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接收声音，更是一种对内心的沉淀，对生命的尊重。

当我们谈论“亚洲毛耳耳”时，我们也在隐喻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倾听方式——一种超越语言、超越表象，直抵事物本质的感知能力。這可能是在安静的禅房中，感受一滴水滴落的声音；也可能是在喧嚣的市场中，捕捉到人情冷暖的微妙变化。

从艺術创作的角度，“亚洲毛耳耳”提供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画布。艺术家们可以从这些模糊的概念中汲取灵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作品。或许是一首描绘雨林深处神秘生物的音乐，其旋律模仿着细微的震动和共鸣；或许是一幅描绘亚洲神秘地貌的畫作，通过色彩和线条来传达空氣中流动的聲音；又或许是一部探索人类感知极限的文学作品，将“毛耳耳”作為一种超凡听觉的象征。

這种模糊性，恰恰是“亚洲毛耳耳”的迷人之处，它允许无限的解读和创造，将听觉、生物、文化、艺术等多种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幅瑰丽的想象图景。

所以，“亚洲毛耳耳”并非一个简单的词汇，它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奇妙，去理解文化的深邃，去拓展感知的边界。它鼓励我们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用一颗更加開放、更加敏感的心去“聆听”这个世界，去发掘那些隐藏在喧嚣之下的细微之声，去感受那些超越形体的生命律动。

这是一种对自然的致敬，也是对人类感知能力的赞美，更是一场潜入神秘国度的耳朵之歌的奇妙旅程。

亚洲毛耳耳的文化回响：聲音的叙事与心灵的共振

当我们将目光从生物学现象转向文化层面，“亚洲毛耳耳”所承载的意义便愈发丰富和深邃。在亚洲广袤而多元的文化土壤中，“耳朵”和“声音”常常被赋予超越生理功能的象征意义，它们与智慧、启示、沟通、情感乃至宇宙的秩序紧密相连。“亚洲毛耳耳”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象，便成为了连接这些文化内涵的奇妙媒介。

在许多亚洲传统文化中，倾听被视為一种至高的美德。无论是儒家强调的“闻过则喜”，还是佛教提倡的“闻思修”，都将“听”置于重要的位置。这里的“听”并非被动接收，而是主动的、带有辨别和反思意味的感知。一个拥有“毛耳耳”般敏锐听觉的人，不仅能听到他人的言语，更能听懂言语背后的潜台词，洞察事物发展的微妙迹象。

这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也是一种洞察力的象征。在古代的亚洲宫廷或学府，“智者”往往被描绘成那些能够“洞察秋毫”、“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人，他们的“耳朵”仿佛拥有了非凡的能力，能够捕捉到常人无法察觉的信息。这种“毛耳耳”的意象，正是对这种高度敏感和深刻理解能力的具象化。

“亚洲毛耳耳”也可能象征着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一种超越语言的“心灵之声”。在亚洲的许多民族中，存在着丰富而独特的非語言沟通文化，例如通过眼神、肢体语言、甚至是一些微妙的表情和姿态来传递情感和信息。一些古老的音乐、舞蹈或仪式，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表达，它们不依赖于清晰的語言，而是通过旋律、节奏、色彩和动作来触动人心。

当我们将“毛耳耳”的意象投射到這些文化实践中时，我们便能理解，它们象征着一种能够“听见”这些无声叙事的敏感度。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亚洲传统音乐的精髓，或者能够从一幅古老画作中感受到作者心绪的人，他便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亚洲毛耳耳”。这种能力，使得个体能够与文化、历史以及他人之间建立起更深层次的共振。

再者，从民俗传说和神话故事的角度，“亚洲毛耳耳”也可能与一些神秘的生物或超自然能力相关。在亚洲各地流传着无数关于精怪、神灵或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物的故事。如果存在着某种生物，它们天生就拥有比常人更发达的听觉器官，或者能够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那么在当地的传说中，它们很可能被赋予特殊的地位，甚至被认为是某种预兆或启示的传递者。

或许是某个山林中的守护神，它的“毛耳耳”能够预警灾祸；又或许是某个隐居的智者，他的“毛耳耳”能听到天地万物的细语，从而获得超凡的智慧。这些故事，虽然带有神话色彩，却折射出亚洲人民对于未知世界和神秘力量的探索与想象。

在现代社会，“亚洲毛耳耳”的意象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鼓励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一份“倾听”的能力，去辨别声音的真伪，去捕捉情感的真实。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沟通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情感的交流和理解的建立。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各种喧嚣的声音時，我们是否还能找到那份“毛耳耳”般的宁静，去倾听那些真正重要的聲音？

“亚洲毛耳耳”的文化回响，是一种持续的、多层次的叙事。它不仅是对生物界奇迹的想象，更是对人类心灵深处感知能力和文化智慧的探索。它鼓励我们去关注那些被忽视的声音，去理解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感，去連接那些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通过“亚洲毛耳耳”這个独特的视角，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亚洲文化的丰富内涵，体验声音的艺术，最终达到心灵的深刻共振。

这是一种对内在世界的发掘，也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深情呼唤，共同谱写着一曲宏大而细腻的“耳朵之歌”。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管中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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